问题——“车辆能自己开”带来的误判与侥幸抬头。
随着智能辅助功能普及，一些驾驶人将车企宣传中的“智能驾驶”“高阶智驾”与法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混为一谈，甚至出现“过年放心喝，车辆会自动开”的说法。
现实中，酒后驾驶仍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重点违法行为之一，而将辅助驾驶当作“代驾”，不仅突破安全底线，也直接触碰刑法红线。
原因——技术边界被夸大、责任认知被弱化、风险防控被绕开。
其一，市场上多数量产车型提供的多为0—2级辅助驾驶，系统只能在限定条件下协助保持车道、跟车巡航、自动制动等，无法替代驾驶人完成全程动态驾驶任务。
其二，部分驾驶人对“驾驶人始终在环”的基本要求认识不足，误以为车辆可自动应对复杂路况。
其三，个别人为了规避系统对手握方向盘、注意力监测等安全机制，使用“模拟手握”等装置，实质上是主动削弱安全冗余，把风险推向公共道路。
影响——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与法律后果的叠加。
临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具有典型警示意义：当事人饮酒后驾车进入公共道路，车辆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并借助装置规避监测，从主驾驶位移至副驾驶位后睡眠，车辆最终停在高架路口引发群众报警。
经检测，其血液乙醇含量达到醉驾标准。
法院结合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指出：0—2级属于辅助驾驶，驾驶主体仍是驾驶人，不能因开启系统、离开主驾位置就否认驾驶人身份。
该案中，当事人并非“被系统替代”，而是在醉酒状态下通过不当方式放弃对车辆必要监管，具有现实危险性。
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对社会而言，此类行为一旦造成碰撞、追尾或二次事故，将引发更高额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更重刑事追责，风险外溢明显。
对策——让技术回归“辅助”，让责任回归“驾驶人”。
第一，驾驶人要牢固树立底线意识：饮酒后不驾车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辅助系统都不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借口；启用辅助驾驶时必须保持清醒、手脚可随时接管、目视道路并遵守系统使用条件。
第二，监管与执法层面应持续加强对“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的整治与普法，针对节假日聚餐增多、夜间出行密集等特点，加密重点时段巡查与精准宣传，形成高压震慑。
第三，汽车生产销售与服务环节要强化合规表达与风险提示，避免夸大功能边界；对“规避监测装置”等灰色产品，应依法开展治理，压缩其流通空间。
第四，完善行业与社会共治机制，在驾驶培训、保险理赔、平台宣传等场景中强化“辅助驾驶不改变驾驶人义务”的共同认知，推动形成清晰一致的责任预期。
前景——从“概念热”走向“规则清”。
智能网联技术发展是趋势，但技术演进不等于责任转移。
可以预见，随着辅助驾驶功能进一步普及，相关交通纠纷与刑事案件仍可能出现，司法实践将持续围绕“系统等级、驾驶人是否在环、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是否存在规避监测”等关键事实作出评价。
社会公众需要更清楚地理解：在现阶段道路环境与产品能力下，辅助驾驶的价值在于降低疲劳、提升安全冗余，而非替代驾驶人。
让技术服务安全、让规则守护生命，是智能出行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此案折射出技术演进与法律规制间的永恒命题。
当方向盘背后的责任边界从物理操控向系统监管延伸，既需要司法实践划清红线，更呼唤全社会建立"技术赋能而非免责"的理性认知。
在智慧交通的发展长跑中，唯有法治标尺与科技伦理并重，才能真正守护好每一条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