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儿少心理门诊里，程芳医生近期接诊了一位从外地赶来的二十多岁的女性。这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希望搞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原来，她从小就有做事拖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进入职场后这些问题非但没好，反而加重了焦虑，连基本的生理节奏都乱套了。更糟糕的是，她还因为老习惯憋尿导致多次尿路感染。多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讨论启发了她，她才决定找医生好好查查。 经过仔细的问诊和评估，王女士被确诊为ADHD。在吃了药并随访了一段时间后，她反馈说自己的注意力和任务拖延情况都有了明显好转。程芳医生告诉我，像王女士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事实上，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普通人群里成人ADHD的患病率大概有3%，但真正来看病的人并不多。 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对这种病在成年人身上的表现认识不够，再加上怕被贴上标签、害怕别人的看法，很多潜在患者不敢轻易去求医。与儿童时期明显的行为不同，成人ADHD往往隐藏得很深或者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表现为工作严重拖延、处理不了多件事或者老忘记答应别人的事；多动也可能变成一种莫名的烦躁和坐立不安；冲动行为可能体现在乱花钱、说话冲或者做决定太快上。 程芳医生说，“成人患者往往很难被发现，”这跟他们长期形成的一种“代偿机制”有关。有些人虽然注意力不行，但会拼命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工作；有些人受不了枯燥的工作就频繁换岗，却因为聪明或者在动态环境中找到了机会混得风生水起。这些成功的“代偿”虽然掩盖了问题，但也让他们本人和周围的人忽略了他们可能存在的神经发育问题以及为此付出的身心代价。 不过程芳医生特别提醒大家，“自我诊断”在网络上很流行可并不可取。诊断这种病有严格标准：首先症状必须能追溯到童年时期；其次必须在至少两个以上场景中造成困扰；最重要的是必须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损害。网络上的简单对照绝对没法代替专业医生的全面评估。 在临床中程芳也见过一些确诊后的患者觉得不需要吃药。有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男性患者辗转来到宁波求医，确诊后却表示不需要药物治疗。深入聊下来才知道，他因为ADHD以前总是被骂捣蛋鬼、不守纪律，学业和早期工作都不顺。但在求诊前他已经通过自己摸索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生活平稳多了。 对他来说确诊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吃药，而是为过去那些不被理解的经历找到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从而和自己和解，看得更清楚未来该怎么走。程芳医生说，“对于功能损害不大或者自己已经调节好的人来说，确诊本身有时就是一种疗愈。” 把这个神经发育性问题重视起来是对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好处的事。要想减少误解、消除病耻感就得让大家对成人期的表现有科学认识。医院应该完善针对成人的诊疗规范；同时要引导大家别随便对号入座看到网络信息就怀疑自己有病；最好是在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去找正规医生做评估。这才是真正践行“健康中国”行动的深层内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