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法律对婚姻关系的保护呈现一定差异；刑法仅现役军人配偶这个特殊情形下设立“破坏军婚罪”，对普通公民的婚外性行为则未设置明确的刑事处罚。这一空白也引发了社会对婚姻制度保护力度的讨论。 从历史角度看，通奸罪曾在不少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多年，其保留或废除往往与当时的伦理观念紧密相连。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总体呈现非罪化趋势，目前仅少数宗教国家仍保留较重刑责。我国在1979年刑法修订后取消该罪名，反映了对私人生活领域保持审慎介入的立法取向。 法律界人士认为，围绕通奸行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上：其一，如何认定对婚姻契约精神的破坏程度；其二，对未成年子女等家庭成员可能造成的连带影响；其三，与个人性自主权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婚姻法研究中心2023年数据显示，约34%的离婚诉讼涉及婚外情因素，但现有民事赔偿机制仍难以充分覆盖受害方的实际损失。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发展正在改变取证方式。随着亲子鉴定普及，近五年全国司法鉴定机构受理的婚生子非亲缘关系鉴定年均增长17%。这类间接证据能否用于刑事定罪，仍存在法律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李明表示：“若立法引入通奸罪，需同步建立证据认定规则，避免引发隐私侵权等次生问题。” 比较法研究显示，法国、韩国等国家采取相对折中的做法，将情节严重的通奸行为纳入行政处罚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议，如考虑调整立法，可借鉴“自诉案件”设计，限定告诉权主体为配偶，并设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追诉时效。
降低离婚率、维护家庭稳定，难以依靠“一法入刑”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需要在法治框架内守住权利边界，用制度供给回应现实压力，以社会支持降低家庭风险；让婚姻回归责任与尊重，让纠纷处理更有规则、更有人情味，或许比单纯加重惩罚更能形成长效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