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金华万佛塔、1978年苏州虎丘云岩寺塔还有2001年杭州雷峰塔先后出土了十余尊小塔，底部刻着“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这说明它们确实是当年官方铸造的。这些塔除了铜质的，还有铁、银和石质的。它们的造型都统一为方形束腰，四角有芭蕉叶状装饰，四面龛内刻着佛本生故事。因为钱氏政权没有年号，铭文多用干支来纪年，乙卯和乙丑年份最为常见。 吴越国跟日本的往来非常频繁。钱弘俶曾经派五百名僧人使者把金涂塔赐给东瀛；还有一些则随着商船散落到日本的十三州一军。现在和歌山、东京、福冈、大阪等地的博物馆和寺院里收藏着不少金涂塔，大多刻着慈力王割耳燃灯或者月光王捐宝首等经变故事。这些都跟国内出土的东西一模一样。因为铸造时间长而且数量大，四面龛像出现了多种组合方式，但方形束腰和四角翘起的基本形状始终没有变。 吴越王的造塔运动非常大。钱弘俶仿造阿育王的旧例亲自督造了八万四千座鎏金铜塔。每座高约16厘米，里面藏着《宝箧印陀罗尼心咒经》，花了十年才竣工。从1957年到2001年出土的那些小塔都证明了这点。材质方面除了铜之外还有铁和银。 刘萨诃原本是并州的恶霸。他死后来了个梦，梦里有梵僧找他讨债，告诉他“洛下、齐城、丹阳、会稽”这四个地方的古塔都是阿育王造的，拜它们就能免下地狱。刘萨诃往南走到会稽海边时，“宝塔和舍利从地底下涌出来”。 这件事被道宣收进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从此“阿育王塔”就成了会稽一带的信仰地标。唐会昌年间毁佛时这塔被迁到了越州官库里；宣宗时又移到了开元寺；到了吴越国贞明二年，钱鏐兄弟又把它迎到杭州罗汉寺；太平兴国三年钱弘俶投降宋朝后，僧统赞宁捧着这塔去了汴京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现在鄮山阿育王寺的舍利殿依然香火旺盛。 阿育王塔的源头在印度。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一次性造了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现在山奇大塔、塔克希拉达摩拉吉卡大塔和斯瓦特布卡拉塔还屹立在印度的土地上。 这种“印度式”的结构组合经过犍陀罗石雕传到了东方。 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被打开后最显眼的不是彩塑而是一座通高35厘米的鎏金银塔。它是单层束腰结构的，四角有三角形的柱形角翘，中央五层相轮直指摩尼宝珠。透过镂空处能隐约看到内层金棺，大家都觉得里面藏着钱弘俶的佛螺髻发。 这种小型银塔正是江南吴越国以阿育王典故造塔传统的实物标本。 方形单层塔的本土化轨迹可以从于阗追溯到中原地区。道宣曾经说过这种样式有点像西域于阗造的东西。斯坦因也在和阗调查时确认覆钵式小塔在民间很常见。但吴越王塔虽然受到于阗启发却已经退化掉了覆钵形状，把轮杆加长了，把四角马耳定了型。如果往上追溯源头北魏云冈第14窟浮雕、登封嵩岳寺正面龛门还有太和元年阳氏金铜佛光背顶端的小塔才是它最贴近的“祖先”。 北齐到唐代灵泉寺集中浮雕了153座单层方塔。正面是拱形龛和覆钵顶加上山花蕉叶装饰，这跟吴越王式如出一辙；即使到了五代覆钵退化轮杆加长的时候也依旧保持着方形四角翘起的基本骨架。 这种形制不仅见于中国沿海还有敦煌石窟里罗马墓碑和希腊石棺上也能找到惊人相似的三角柱状装饰。或许是地中海墓碑先传入犍陀罗再经过佛教艺术过滤成了中国式的舍利小塔吧。 民间仿制和伪作也很多了因为吴越王塔样式流传很广。宁波阿育王寺藏有一件木雕金涂塔有绍兴二十五年银牌纪年；安徽青阳也出土过同形木雕小塔民间匠师甚至把弟子夏承原夫妇全家的财产拿来铸“真身舍利塔”也做成吴越王样式的。 反过来日本新田收藏的所谓“唐天佑二年”金涂塔相轮和蕉叶都是铜皮打制出来的人物动作绵软明显是清末民国风格；民国十六年四川江油废寺出土的一件“宋祥符元年”金涂塔纹饰跟它近似这些都应该归入伪品序列里有纪年且工艺精良的才能算作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