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的核心难题，于工作高度依赖人力、耗时漫长；我国古文献学渊源深厚，自汉代起便形成了融合目录、版本与校勘的校雠学传统。传统整理通常由学者选定代表性版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逐一比对校勘，再进行现代标点与必要标注，最终形成文字准确、标点可靠的排印本。过去这个流程几乎完全依靠人工，投入巨大。即便20世纪80年代引入计算机录入后，效率提升仍有限，且录入差错时有发生，反而会推高后续校勘成本。技术进步正在改写这一局面。光学字符识别（OCR）的应用成为关键一步，使文字提取从手工转向自动识别，准确率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标点、分段与专名识别等基础处理，实现批量自动化。面对多版本校勘，AI还可自动对齐历代版本、识别并过滤形近字等常见误差、生成结构化校勘记录，使学者将精力更多投入关键异文的判断、版本源流的梳理与学术阐释，从而显著压缩校勘耗时。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我用AI校古籍”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在“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支持下，已吸引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2万名大学生和1.7万名社会公众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15亿字的粗校工作，覆盖约2万部古籍。这一进展显示出人工智能在降低古籍整理参与门槛、扩大协作规模上的实际成效。项目的高参与度也折射出技术普及带来的开放效应。首都师范大学敦煌学博士生方晓辰在参与《康熙字典》校对时发现，平台的图像识别能够较好捕捉复杂字形的笔画细节，配合在线字典数据库，生僻字的录入与核对可在数秒内完成，显著减轻了重复性劳动。来自机场的社会志愿者张晓波虽与古籍行业无直接关联，但因热爱历史参与《永乐大典》精校，在与专业师生协作过程中接触到诗词、列传、府志等不同内容领域。对应的案例表明，人工智能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更多公众在实践中走近优秀传统文化。更深一层看，人机协同正在为古籍整理提供新的路径：人工智能承担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与初步整理，人类学者专注学术判断与深度分析，形成优势互补。这既缓解了传统人力难以覆盖大规模文献的限制，也保留了人文学科不可替代的专业判断与学术创造。随着技术持续完善、应用不断深化，古籍数字化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加速推进，让更多沉睡的文献资源被看见、被使用。
当智能技术的效率与人文研究的积累相遇，古籍整理这项延续千年的工作正在获得新的动力。技术革新推动的不只是工具升级，也在重塑文化传承与学术研究的方式，在数字时代搭建起连接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当更多古籍以数字形态被长期保存并便捷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神资源也将以更可触达的方式延续与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