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布尼茨眼里，那个遥远的东方就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他甚至曾直白地吐槽，当欧洲人忙着自吹自擂时，自己却得扭头去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本《中国近事》哪里是普通的游记，分明就是一本对照本。莱布尼茨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欧洲人脑子好使，擅长抽象的思辨哲学，可一到处理人际关系和伦理问题上就容易翻车；而咱们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不怎么琢磨这些深奥的道理，却在日常生活秩序和道德修养上给出了一套让欧洲人看着都脸红的好答案。这种直白的对比，居然成了启蒙时代最早发生的中西文化互读事件。 莱布尼茨先给大家列了一堆欧洲引以为傲的科技成就：精密机械、微积分、辩论术。紧接着他画风一转：“谁能想到呢？地球的另一边还藏着一个比咱们更‘有教养’的民族？”他特意把“教养”两个字加了引号。因为在欧洲人眼里，所谓“教养”几乎就等于搞思辨哲学。可等他们真正去中国转了一圈才明白：“要是说在手艺活儿上咱们跟他们半斤八两，在抽象科学上还稍微占点便宜，那么在做人做事这块儿，也就是实践哲学这块试金石上，咱们可就输得惨喽。” 他还拿这句话给整个欧洲社会判了个死刑：“人与人之间相互为狼。”他觉得贪婪、仇恨、权力内卷这些毛病就是欧洲社会的隐形癌症。怎么治？不在欧洲内部找，答案得往东方去看。中国人尊敬老人、农民跟仆人能平等相待，“这礼仪水平甚至比得上咱们贵族沙龙呢。”更难得的是，“哪怕情绪再大也不写在脸上”，“中国人把克制当作征服的替代方法”。 欧洲人最瞧不上的“等级制度”，在莱布尼茨眼里完全变了样。他说：“中国的等级不是像咱们这儿那样一刀砍下去的。”农民和仆人之间能保有尊严，“连鞠躬的礼貌都有”。这种“柔性等级”让他悟到：“秩序不光靠暴力维持”，靠“敬意”和“体面”也能运转起来。“当等级被尊重而不是被恐惧的时候”，“社会反而拥有了弹性”。 莱布尼茨并不是盲目吹捧东方。他也承认缺点：“中国数学太依赖经验。”而欧洲的哲学思维又太跳脱现实。但他提出了个至今都闪光的道理——“取长补短才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去消灭差异或者同化对方。这种开放心态，“让欧洲第一次认真听了听东方的声音”，也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