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网络风险向县域下沉，与群众“看不见的脆弱点”叠加。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等风险加速向县域延伸，受害群体呈现“老年人易受骗、未成年人易受诱导、企业易受舆情冲击”的特点。一些诈骗话术披着“退款理赔”“投资理财”“保健神药”等外衣，利用恐慌心理和信息差精准设局；校园中“帮信”风险、网络暴力和不良信息渗透，也对青少年安全构成隐性威胁。另外，企业一旦遭遇谣言或恶意抹黑，订单、信誉与用工都可能受到影响，基层治理面临“线上扩散快、线下处置难”的新挑战。 原因——传播形态变化与治理供给脱节是关键。 一方面，短视频和社交平台成为主要信息入口，“碎片化阅读”让传播更快，也更容易放大误导性内容；另一方面，传统宣教往往停留在口号和条款，难以真正触达不同群体。对老年人而言，“熟人推荐”“权威背书”更具迷惑性；对学生而言，单向灌输容易产生抵触；对企业而言，舆情处置既需要事实核查，也需要及时、可信的表达方式。基层警务若仍以“被动接警、事后处置”为主，难以适应“风险前置、传播先行”的现实。 影响——创新警务传播正在转化为可量化的治理成效。在绥中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冯晶的实践中，反诈宣传不再局限于讲座和传单，而是更贴近群众的表达：将诈骗套路拆解成“听得懂、记得住、愿意转发”的内容，借助说唱、快闪、短剧等形式，把风险提示放进日常生活场景。据当地反馈数据，自涉及的创意反诈实践开展以来，绥中“网络诈骗”案发率同比下降30%，体现为“提高触达率—增强识别力—减少受害”的链条效应。面向未成年人，她通过“点单式”宣讲和互动课程，将宪法教育、校园欺凌防治、网络文明等内容融入情景化表达，并针对“帮信”等法律风险用真实案例提示后果，推动法治教育从“讲道理”转向“可感知、可操作”。面向企业和社会情绪，她参与网络辟谣处置，通过实地核验、视频还原等方式回应质疑，既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也降低谣言对县域产业与就业的冲击。面向群众急难愁盼，她持续参与公益寻亲，截至2025年已帮助24个家庭寻亲、促成9个家庭团圆，并协助为长期未归的烈士寻找亲属，让依法履职之外的警务工作更具温度。 对策——以“预防为主、协同治理、数字赋能”织密基层网络安全防线。其一，推动反诈从“集中宣传”转向“常态提醒”，将典型诈骗类型拆解为模板化、场景化内容，在社区、银行网点、商超小吃部等高频场所精准投放，并加强对老年人群体的劝阻与陪伴式提醒，形成“及时干预”机制。其二，面向未成年人建立分层宣讲体系：小学侧重安全习惯与规则意识，中学强化网络文明与法律底线，高中突出“帮信”“刷流水”“出借账号”等高发风险提示，同时与学校、家长形成闭环沟通，减少“线上诱导—线下实施”的断点。其三，健全舆情处置与辟谣机制，完善“核查—发布—跟进”流程，提升权威信息的可视化呈现能力，用事实和证据抢占传播先机；同时推动平台、企业、媒体与公安协同联动，压缩谣言传播空间。其四，鼓励基层警务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加强内容生产能力，培养既懂业务又懂传播的复合型队伍，把网络安全治理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团队化、体系化”供给。 前景——“多重身份”折射基层治理现代化方向。冯晶在网警、法治宣讲员、公益寻亲志愿者等角色间的切换，表明了基层公安从单一执法向综合治理延伸的趋势：一端直面网络空间风险，一端贴近社区生活细节，以“可感、可及、可信”的方式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随着电诈手段不断迭代、谣言传播更趋隐蔽、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低龄化，县域治理更需要把专业能力与群众工作结合，把技术手段与情感沟通并重。可以预见，未来基层警务的竞争力不仅在破案效率，更在风险预警、宣传教育、社会动员与跨部门协同等综合能力。
基层民警的工作从来不是单一的“英雄叙事”，既有危险面前的冲锋，也有日常岗位的坚守，更离不开对群众细碎需求的回应。冯晶用15年的坚持与探索，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内涵。她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创新方法与真诚沟通同样关键。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夜，最终会转化为更踏实的安全感与更可触的幸福感。正是一批批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的民警，用藏蓝守护一方平安，把责任落到细处，把守护做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