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三省一市已公布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34.66万亿元,在全国不足4%的国土面积上,这一经济板块展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
然而,规模优势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区域协同的质量与效率。
1月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王振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明确表示,长三角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缺少合作项目,而是缺乏将区域协同转化为日常运行能力的制度安排。
他强调,随着"十五五"规划启动,区域发展的竞争焦点已从物理空间的连接紧密度,转向制度运行的协同度。
要素能否无障碍流动、规则标准能否高水平互认、公共服务能否一体化供给、协作成本能否实质性降低,这些问题正成为检验区域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从产业布局观察,长三角已初步形成层次分明的"创新雁阵"格局。
上海作为"头雁",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增强。
南京、杭州、合肥、苏州等城市构成"雁翼",在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等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宁波、无锡、常州、南通、嘉兴、芜湖等城市则作为"雁身",在高端装备、绿色石化等赛道展现冲刺态势。
王振认为,这种分层并非简单的强弱排序,而是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能力拼图。
每座城市都在做强自身特色,通过差异化发展实现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叠加效应。
支撑这一格局的,是三类协同机制的逐步落地:创新资源共享走向常态化,大型科研设施从封闭运行转向跨域开放;联合攻关走向机制化,G60科创走廊近三年立项支持80余个跨省项目,总投入超17亿元;创新飞地等空间组织方式加速扩散,将上海的功能平台优势与周边城市的制造能力精准对接。
然而,王振同时指出,当前区域协同仍面临深层次障碍。
最突出的问题是隐性成本居高不下。
尽管基础设施已实现高度互联互通,但产权登记、技术交易、人才流动、数据共享等关键要素的跨省流动,仍存在明显的行政分割痕迹。
企业在跨区域布局时,往往需要应对不同的审批流程、资质标准和政策环境,这些看不见的摩擦成本,制约了区域协同从"能合作"向"会合作"的跃升。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推动区域合作从外部的政策推动转向内部的机制自转。
王振建议,应当建立稳定、可复制的协同治理模式,重点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进规则标准的实质性互认,减少重复认证和审批环节;二是建立要素流动的负面清单制度,明确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三是完善利益共享与成本分担机制,让跨区域合作项目的收益分配更加合理透明。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无不经历从物理整合到制度整合的演进过程。
长三角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腹地,具备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但要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必须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将区域协同从阶段性任务转变为常态化能力。
当长三角的经济体量突破全球第十大经济体规模时，其发展逻辑必然要从"做大"转向"做优"。
王振提出的"机制自转"构想，实质是探索超大规模城市群的治理新范式。
这不仅关乎区域竞争力提升，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创新样本。
未来五年，能否将协同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成为检验长三角一体化成色的关键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