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科学传播“最后一公里”仍待打通。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科学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学生接触高质量科学内容的机会有限；同时，科学知识的传播仍容易停留在“碎片化信息”和“单向灌输”，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阐释不足，难以形成持续的学习动力与思维习惯。
徐星在履职实践中关注到，科学普及不仅要回答“是什么”，更要引导青少年理解“为什么”和“怎么做”，让科学成为一种可运用的思维方式。
原因——资源供给、课程结构与公共传播协同不足。
从供给侧看，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学校、县域地区的覆盖仍不均衡；从教育侧看，自然科学课程内容与实践环节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跨学科融合与探究式教学仍需加强；从社会传播看，博物馆、科技馆、公共文化空间的科学叙事能力和互动体验水平有待提升，文旅场景与科普内容的衔接也需要更系统的设计。
徐星认为，单靠课堂或单靠活动难以形成合力，科普要与教育体系、公共文化建设同步推进。
影响——科普质量关系人才培养与社会创新生态。
科学素养不仅影响个人成长路径，也影响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与理性水平。
徐星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他在与青少年交流中感受到，科学故事和科学问题往往能点燃兴趣，但更关键的是把兴趣转化为可持续的学习与探索。
过去一年，他在新疆、贵州、香港、澳门等地开展40余场科普报告，围绕恐龙演化、地球历史等主题讲述研究历程与科学发现的逻辑。
一些学生在首次系统接触相关知识时表现出强烈好奇心，这种“被点亮”的瞬间，往往成为继续学习的起点。
徐星也提到，有青年科研人员曾表示，自己走上科研道路与童年阅读科普作品有关，说明高质量科普具有长期影响和“种子效应”。
对策——以制度化供给提升科普可及性与有效性。
围绕“把科学带到更广人群身边”，徐星在履职中提出多项建议：一是优化中学自然科学类课程体系，强化科学方法训练和实验探究，推动跨学科内容更好衔接，提升课程的系统性与实践性；二是加强科学类博物馆建设与功能发挥，提升展陈的科学表达与互动体验，使博物馆成为连接课堂与社会的第二学习空间；三是推动科普事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将博物馆、遗址公园、旅游景区以及影视作品、公共空间等转化为传播科学精神的载体，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科学、用得上科学”。
在提案形成过程中，徐星强调“可操作、可落实”。
他把大量调研与思考沉淀为多份“半成品”，反复打磨问题边界与解决路径，力求建议既切中要害又便于落地实施。
这种审慎态度也体现了履职的专业性与责任感。
前景——从“活动型科普”走向“生态型科普”。
面向未来，科普工作的关键在于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协同机制：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公共文化场馆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内容供给、师资培训、场景运营与评估反馈的闭环；同时，进一步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和跨区域共享，让基层学校也能获得高水平课程与讲座支持。
徐星所倡导的“大科普”并非扩大活动规模，而是把科学精神融入公共生活，让青少年在课堂、场馆、社区乃至旅行途中都能形成持续的科学体验与思考训练。
随着科普与教育改革、文化建设的联动加深，科学传播有望从“偶发触达”转向“日常浸润”。
徐星的故事启示我们，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人心的启蒙和对社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让科学知识从象牙塔走向寻常百姓家，让科学精神成为全民共识，需要更多像徐星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主动承担起科普的使命。
科学普及不是科研之余的点缀，而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我们能够让每一个青少年都有机会接触科学、感受科学、热爱科学时，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就有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最广泛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