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德黑兰街头的欢呼声尚未平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联盟内部已出现裂缝。这场由教士阶层、知识分子和商人共同推动的革命，在胜利后立刻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分歧。历史经验显示，革命联盟的凝聚力往往在旧政权倒台后迅速减弱——1906年立宪运动后的权力争夺在此重现，不同意识形态力量的较量将直接影响伊朗的走向。 作为世俗力量代表的民族阵线，曾被视为最具执政可能的政治团体。该组织在临时政府中占据约三分之一的部长席位，其倡导的西式民主理念也得到部分中产阶级支持。但更观察可以看到，其内部存在明显短板：领导层因巴赫蒂亚尔出任首相一事发生分裂，激进派另组“民主民族阵线”导致力量被摊薄；过度依赖宪政改革路径，使其在革命高涨的政治氛围中显得不合时宜；支持者外流也进一步削弱其社会基础。这些因素叠加，使其难以适应街头政治的现实逻辑。 伊斯兰阵营同样并非铁板一块。自由运动与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虽同具宗教背景，但前者主张温和改革，后者则更多依托阿塞拜疆的地方力量。沙里亚特马达里等宗教领袖的支持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但缺乏统一的武装组织和清晰的治国方案，限制了其进一步扩张。，教士集团通过掌控革命委员会、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关键机构，逐步掌握强制力量与司法资源，为之后的权力集中打下基础。 对比各派力量变化可以看出，霍梅尼派最终胜出并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建立覆盖乡村清真寺的基层网络，把宗教号召转化为持续动员能力；以“输出革命”等叙事凝聚底层支持；并在对手内耗中分化打击、逐一削弱。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的正当性。 当前局势印证了政治学中的常见规律：在后革命的政权重建过程中，组织严密、意识形态清晰且掌握强制力量的团体更容易取得优势。其他反对派虽在部分领域具备竞争力，却始终未能形成有效合力。历史进程表明，当温和派陷入路线争论时，行动更果断、组织更完善的力量往往已在重塑国家机器。
历史经验表明，推翻旧政权只是政治转型的起点，真正的难题在于能否把“反对共同敌人”的动员转化为“共同建设国家”的制度安排。伊朗革命后的多方角力提示人们：如果缺乏清晰的权力交接机制与包容性的政治框架，革命胜利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新的对立；而能否在合法性、秩序与改革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将决定国家走向稳定还是长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