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海外“滞胀隐患”抬头，市场为何重提70年代？ 近期，全球宏观叙事再度围绕“通胀韧性”与“增长放缓”展开；部分经济体需求降温的同时，能源、运输、地缘冲突扰动及供应链再平衡等因素推升成本端压力，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进而引发对“低增长+相对高通胀”组合的担忧。多家机构在展望2026年投资主线时，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作为历史样本加以对照，意在通过复盘识别资产定价的敏感变量与潜在风险溢价变化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涉及的讨论主要聚焦海外风险，并非对中国经济作简单类比。 原因——70年代滞胀如何形成，哪些触发器值得警惕？ 回看历史，70年代美国先后经历1973—1974年与1979—1980年两轮典型滞胀冲击。综合分析，当时滞胀的形成意义在于多因素叠加特征： 一是政策层面宽松累积带来的通胀基础。凯恩斯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货币与财政较长时间偏宽，需求端支撑较强，价格压力在经济降温时仍难以迅速消退。 二是能源供给冲击引发输入型通胀。中东局势与石油供给受限推动油价上行，成本推动型通胀迅速传导至工业、交通与居民消费领域，成为两轮滞胀的重要外生触发器。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震荡与美元走弱加剧通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国际收支压力与汇率波动加大，美元贬值放大了进口成本与通胀预期，深入推升价格黏性。 机构普遍认为，上述三类因素的“叠加效应”比单一冲击更值得重视，即当政策、供给与货币体系同时发生扰动时，通胀预期更易自我强化，资产定价也更易出现断层式调整。 影响——滞胀情景下各类资产的分化规律与当下映射 从历史表现看，滞胀并不意味着所有风险资产单边下跌，但资产之间分化显著、主导因素会发生切换。 股票上，70年代两轮周期中美股走势并不一致：首轮下跌更多体现为估值快速回落，即利率与风险溢价上行背景下出现“估值压缩”；第二轮则在企业盈利修复与结构性行业景气带动下出现回升，表明“盈利”可能在特定阶段重新成为核心驱动。对当前市场而言，这意味着当宏观不确定性上升时，单纯依赖估值扩张的行情更脆弱，而具备业绩确定性与定价权的板块相对占优。 债券上，历史上通胀黏性抬升了名义利率中枢，债券收益率上行、价格承压，债市更易进入阶段性熊市。其背后逻辑于通胀预期推高期限溢价，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难以快速转向宽松。 大宗商品上，70年代美元走弱背景下，商品整体表现相对突出。但机构也提示，若当前情景转向“通胀风险上升—政策偏鹰—美元走强”，则商品价格可能面临压力，黄金、铜等在高位的波动与回撤风险上升，商品走势将更依赖美元与实际利率的组合变化，而非简单复制历史强势。 汇率与全球资金流向上，滞胀担忧往往推升避险需求与流动性偏好变化，跨市场资金可能更强调“确定性资产”“现金流资产”与“抗波动资产”的权重，权益市场内部则倾向于从高弹性向高质量、高分红、强定价权方向切换。 对策——对A股的策略启示：以史为鉴，更要立足现实 多家观点强调，历史复盘于提炼规律而非机械照搬。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阶段，产业体系完整、市场空间广阔，宏观运行轨迹与海外并不相同，海外“滞胀交易”未必决定A股的核心逻辑。相反，当外部不确定性上升时，本土资产可能因相对稳定的产业链优势、政策工具箱与内需潜力而凸显配置价值。 从配置思路看，若海外市场围绕滞胀预期反复交易，A股可能出现三上变化：其一，市场风格更看重业绩兑现与现金流质量，结构性切换快于指数趋势；其二，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板块的演绎可参考海外在高波动环境下“产业趋势+盈利验证”的路径，但需以自主可控、国产替代与新质生产力方向的基本面进展为锚；其三，防御属性与稳定回报资产在组合中的权重可能提升，以对冲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 同时，机构也提醒，海外政策若更趋收紧，美元走强可能阶段性压制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相关产业链的成本与价格传导需动态评估；而若通胀回落重新成为主线，市场风险偏好可能再度抬升，权益资产的估值约束会有所缓和。 前景——2026年资产配置或进入“宏观扰动常态化”阶段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呈现三条主线并行：一是地缘与能源扰动导致供给端不确定性仍存；二是主要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增长”之间的政策取向更依赖数据，利率中枢或难回到超低区间；三是科技周期与产业重构推动结构性机会增多。由此判断，市场可能从“单一叙事驱动”转向“多因素定价”，资产配置更强调分散化、纪律性与对冲思维。对中国市场而言，关键在于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下的产业升级、科技突破与消费修复节奏，以基本面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重温历史滞胀经验并非简单复制，而是为了理解经济运行的深层规律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形成前瞻性的配置思路。只有立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积极应对国际不确定性，A股才能在变化中把握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历史是镜鉴，理性研判和创新驱动是资本市场穿越周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