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先说说这事从哪儿说起，1970年代末，传播学刚进中国圈子那会儿，大家就发现光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不行。那时候学者们脑子里蹦出个念头，干嘛非得学人家，不如把目光拉回到自己家门口。华夏传播研究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三十年过去了，它从角落里站到了前台，从单纯的史料堆里钻出来，开始琢磨理论了。虽然这一路走得挺不容易，但总算拿出了一份既有本土味儿又有全球视野的答卷。 再聊聊中华文明为啥能这么长命，其实全靠“传”这根线连着。史官记的那些竹简、纸卷、印刷术，还有科举这些老物件，看着冷冰冰的，其实就是文明传下去的关节点。你得拿传播学的放大镜去看看才能明白：为啥汉字两千年了还没断？为啥儒家经典在民间说来说去还能在官方那里被重新打造？这答案可不光是因为时间长，关键是那套传播机制一直在运作，还不断在更新。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余也鲁这位老先生。施拉姆的学生余也鲁在1980年代初就点醒了大家：“想搞出系统理论，就得下苦功夫去找资料、整理归类。”1993年厦门大学在两岸三地搞了个座谈会；1997年《华夏传播论》出了，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终于有了个名分。这一年大家就把它当成了华夏传播的元年。 到了新世纪刚开始那几年，全球化和全盘西化的风头正劲，华夏传播差点就没声了。好在还有一帮人在那守着：浙江大学邵培仁团队盯着史前岩画研究；深圳大学吴予敏把民间故事拆分成仪式来看；厦门大学谢清果用数字技术重建宋代的刻书网络……“边缘”反而成了试新方法的好地方。跨文化比较、传播考古、数字人文这些新鲜玩意儿都是本土的问题逼出来的。 现在国家把“文化自信”和“创造性转化”当成了大战略，华夏传播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得给咱们的自主知识体系找个支撑点。这就要求不能光讲故事了，得回答“怎么讲得好”、“为啥能讲好”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光埋头看史料了，得走向机制模型和效果评估。说白了就是得让古老的文明在今天的传播实践里再升级一次。 咱们还得给学术新人留点舞台。《传媒观察》这次专门开了个“华夏传播研究”专栏，联合华夏传播研究会还有南京大学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一起干活。咱们呼吁大家把本土关怀写进论文里，把问题意识融进模型里；让历史和现在走到一起去碰撞出新火花。只有这样，这三十年的火种才能变成三十年的跃迁。 最后致敬一下余也鲁先生。他当年就说过：“中国的‘传’得去当代社会和人里头求证。”三十年后这话还是咱们的灯塔。希望后来的人带着新工具、新视角、新理论接着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