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一条大江曾经承受的沉重之重 时间回溯至十年前，长江的生态困境令人担忧。沿岸化工企业密集，废水直排入江，农业面源污染与城市生活污水叠加，使这条全长六千余公里的大河长期处高负荷状态。水生生物种类持续减少，江豚难得一见，渔民下网常常空手而归。 “那时候走在江边，几乎看不见鱼的影子。”王琼回忆道。作为长期从事水质监测的专业人员，她更清楚一组组数据背后的警讯：长江干流部分断面水质一度降至Ⅴ类，沿岸黑臭水体扩散，生态活力悄然下滑。这条哺育数亿人口的母亲河，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疲惫。 二、原因：多重压力叠加，积弊由来已久 长江生态退化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粗放发展累积的结果。沿江地区曾把长江当作天然排污通道，化工、冶金、造纸等高污染产业沿江布局，形成“化工围江”。同时，过度捕捞让鱼类种群难以自然恢复，渔业资源陷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循环。 在治理层面，流域管理条块分割、上下游协同不足，导致污染治理往往停留在局部整治，难以形成系统合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在较长时间内缺少有效化解路径。 三、影响：生态退化向社会层面传导 生态危机的影响不止发生在自然系统里。对世代以江为生的渔民而言，鱼类资源减少直接动摇生计。王琼曾走访一位在江上漂泊四十年的老渔民，其家族三代捕鱼，却亲眼见证江中鱼群日渐稀少。“看着江里的鱼越来越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这句感慨，道出了不少沿江家庭共同的焦虑。 此外，沿江城市饮用水安全风险上升，水源地保护压力加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长江生态退化已不只是自然问题，也逐步演变为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 四、对策：系统施治，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修复 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确立后，全流域生态修复行动加速推进。湖北作为长江流经里程较长的省份之一，推进长江高水平保护提质增效行动，统筹落实禁渔、治岸、增绿、活水四项任务。 在污染治理上，截至2024年12月，湖北累计完成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12480个，整治完成率达100%。化工企业搬迁腾退、岸线生态修复、湿地保护恢复、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等措施相继落地，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江。 禁渔护江上，十年禁渔政策持续推进，为鱼类繁衍提供了休养生息空间。与此同时，不少渔民在政策引导下转产转业，从“捕鱼人”转为“护江人”，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那位曾经黯然的老渔民，如今已是一名长江巡护员，他常说：“索取了几十年，是时候好好孝敬她了。” 五、前景：数据为证，绿色发展路径日益清晰 十年治理成效正在数据中显现。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至96.5%，长江干流水质由部分Ⅴ类全面提升至Ⅱ类。武汉、汉江武汉段水质连续六年稳定达到Ⅱ类，2025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5.2%。江豚在武汉、宜昌江面更频繁出现，鱼类资源量恢复至禁渔前的三倍。 同时，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一倍，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生态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回应了“保护环境必然牺牲发展”的观点，也为其他流域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长江十年之变，既说明了制度推动，也体现了治理理念的转向：从“先发展后治理”走向“在保护中发展”。王琼用近30年的水样与数据证明，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选择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把阶段性成果固化为长期机制，把公众共识转化为持续行动，母亲河的“健康体检报告”才能稳定向好，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绿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