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际权力格局随之重组。传统欧洲强国普遍遭受重创之际，身处东亚的日本却以“非主要参战国”的身份实现跨越式增长——工业产值增长300%，对外贸易额翻番，并借助《凡尔赛和约》获得德国太平洋的殖民地权益。这种“战争红利”现象促使学界重新审视国际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历史回溯显示，日本的崛起有其特定时代背景。1853年黑船事件迫使幕府结束锁国，明治维新后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工业化打下基础，但直到一战前其经济总量仍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地理位置与外交操作，以对德宣战为名夺取山东权益，同时向协约国大量出口军需物资。数据显示，1914—1918年日本船舶吨位增长四倍，生铁产量升至世界第九，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关键一步。 这种发展模式呈现明显两面性。一上，战争需求推动重化工业迅速扩张，三井、三菱等财阀借机完成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军事扩张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主线，为后续侵华战争埋下隐患。有一点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经验强化了“战争致富”的路径依赖，最终助推军国主义膨胀并走向失控。 当代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历史一再表明：把发展建立在他国苦难之上，最终往往会反噬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警惕单边主义与零和思维。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推进合作共赢，说明了对历史教训的现实回应。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既要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不仅关乎交战双方的得失，也会带来“旁观者获利”的结构性变化。对国家治理而言，重要的不只是识别眼前的对手，更要看清动荡背后的利益链条与力量重组。唯有保持战略清醒、夯实发展根基、推动以规则与合作为导向的安全框架，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守住和平与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