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重冲击叠加，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可预期性缺口”；近年来，关税水平走高、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调整与金融条件变化相互叠加，全球经贸环境波动加剧。格林斯潘指出，贸易与投资高度依赖规则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而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政策走向、市场预期乃至企业决策周期都被反复扰动。她认为，极端不确定性会让预测更困难，削弱企业扩产、布局跨境投资和签订长期订单的意愿，从而拖累全球增长。 原因——不确定性为何成为“最高成本”。一是政策与地缘变量频繁变化。关税措施、出口管制、产业补贴等政策工具更常被用于竞争博弈——规则边界趋于模糊——企业合规成本上升。二是全球经济分化加深。不同经济体增长动能与通胀路径不一，货币政策与财政取向差异扩大，资本流向更易出现阶段性集中与快速逆转。三是全球治理供给不足。部分议题在既有多边框架下难以形成有效共识，协调机制弱化，继续放大预期波动。格林斯潘强调，不确定性不是一次性冲击，而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环境变量，会通过压低投资、抬升融资溢价、延长决策等待期等渠道，对实体经济形成系统性压力。 影响——对贸易、投资与脆弱国家的外溢效应更为突出。格林斯潘认为，不确定性对跨境贸易的影响类似“隐性关税”：企业为规避风险而减少多元布局、缩短合同期限、提高库存水平，都会推高成本并降低效率。对投资而言，不确定性直接抬高项目回报门槛，长期资金更趋谨慎，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资产领域首当其冲。她特别提到，最不发达国家和高度脆弱经济体往往对外部需求、外资和大宗商品价格更敏感，面对关税壁垒、不确定性与投资缺位的叠加冲击，发展空间更易被压缩，贫困与债务风险也可能上升。 对策——以结构性韧性对冲波动，以合作与改革修复预期。格林斯潘在采访中指出，尽管挑战严峻，全球贸易仍有支撑增长的结构性力量。其一，南南贸易展现更强活力。她表示，以中国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南南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已成为全球贸易韧性的重要来源，有助于拓展市场，增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互补与需求连接。其二，技术投入带来效率提升。她认为，面向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投资有望改善物流、金融与供应链管理效率，推动跨境交易成本下降，并为新型服务与数字化贸易形态打开空间。其三，服务贸易继续成为关键引擎。随着全球消费结构变化与产业分工深化，运输、金融、信息、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跨境需求仍有扩张潜力。其四，遵循国际规则的区域协定可提供稳定锚。欧盟与南共市、非洲大陆自贸区等区域安排若能持续推进，将在一定范围内增强规则确定性，为有关经济体提供更稳定的制度预期。 在谈及多边主义时，格林斯潘强调，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但多边主义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各方选择。她认为，缺少多边主义支撑的多极化更容易走向分裂与对抗；相反，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相结合，有助于让权力与机会更为分散，为各方在规则框架内寻求合作创造空间。她还评价，一些经济体在多边机构中持续发挥作用，通过开放举措与发展合作为脆弱国家提供支持，有助于在动荡环境中增加稳定因素。她提到，中国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达成未来五年合作安排，将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缩小发展差距，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具有稳定意义。 前景——多边体系不会消失，但需要改革以适配现实。围绕国际机构改革议题，格林斯潘指出，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设计与议程设置中的代表性不足，改革诉求因此上升。她认为，联合国体系也需要更清晰地调整角色定位：从“包揽一切”转向“强化协作”，在尊重区域组织、各国政府与社会力量作用的同时，更专注于不可替代的职能，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提供合法性与普遍代表性，以及发挥凝聚共识的软实力。她强调，历史并非线性前行，当前分歧加深、信任削弱，更需要通过改革重建信任、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展望2026年，全球经济能否稳住基本盘，关键在于各方能否为市场提供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减少规则不确定性，推动贸易与投资回到相对稳定的轨道。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极端不确定性与结构性机遇并存，分裂风险与合作潜力同在。格林斯潘的论述揭示了一个重要逻辑：多极化是客观现实，多边主义是必要选择。在此进程中，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支持发展中国家、推进全球合作的实际行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增加了稳定性。国际社会唯有通过改革完善多边体系、加强各国合作，才能在多极化时代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