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六十岁的张集馨决定不再逢迎权贵。他没有向京城的官员们送上送别礼金，这一举动激怒了所有人。这个决定导致他被革职。实际上，张集馨并不缺钱，他在三十年前第一次外放时，曾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送给官员们的别敬，这些钱甚至借自广东洋行、山西钱庄和同科进士。他知道不送钱会招致什么后果，也经历过被革职、充军的痛苦。但这次他真的累了。在三十多年的官宦生涯中，他被弹劾四次，充军两次，革职两次。看到那些比他晚入行的人都当上了总督巡抚，他仍在布政使的职位上打转。 张集馨是个记仇的人，他把每一笔送礼的账目都记在了年谱里。1845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这个职位以油水充足闻名。然而，在离开京城前，他送出了一万七千两白银作为别敬。这种离别时的礼金是官场惯例，如果不送可能会让任命书搁置许久。张集馨在北京等了四个月才拿到任命书。为了这笔别敬和其他开销，他不得不借债度日。后来他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请训时又送出了一万五千两白银。这笔钱用于向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和同乡同年表达心意。还有每年三节两寿期间向京官地方官互赠的节敬和寿礼。 这些花费加起来让张集馨在三十年的官宦生涯中至少送出了十万两白银。这笔钱足以在京城买下几十间豪宅。即便这样一个“清官”都不得不如此行贿，大清那些贪官可想而知会如何压榨百姓。张集馨这辈子被弹劾过四次，前三次都让人觉得冤枉。其中一次是因为拒绝借钱给上司而被桂良参奏“滥用帑金”。 1856年冬天，五十六岁的张集馨从河南布政使调任甘肃布政使时也经历过一次行贿事件。路过保定时朋友告诉他驻守保定的直隶总督正是桂良。朋友劝他说“此老非钱不可”，要给桂良送礼才能改善关系。张集馨听后赶紧准备好礼物派人送到直隶总督署表达心意，随后送上了貂尾褂筒、铁箱鼻烟等见面礼，还特意记录了门包小费的细节。 虽然这次改善了与桂良的关系并顺利上任甘肃布政使，但是由于送礼花费过多导致路费不够还得借钱填补窟窿。在张集馨看来桂良“胸中蕴蓄如草芥”，但无奈人家是恭亲王岳父也只能低头迎合。 1859年花甲之年的张集馨再次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时决定不再送别敬，并在年谱中解释了理由：“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他不再愿意为权贵低头示好。道光三十年因为琦善案被牵连革职充军时收过他礼的京官们无人替他说话；咸丰三年又被桂良弹劾时收过他钱的人也保持沉默；所以这次他决定不送了。 这次虽然没当场出事但京官们已经记下了这笔账；六年之后陕甘总督熙麟弹劾他“奸邪险诈”，最后以革职永不叙用收场；其实熙麟批评他谄媚卑污反而正是他最大的问题——不够谄媚。 晚年的张集馨主讲北京金台书院学生陆润庠等数十人考中进士前途光明；他自己却一辈子没当上巡抚；在年谱里他写道“余自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即可望升巡抚……今已立定主意……何苦终身不悔”。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这本书让读者看到晚清官场并不比谁有本事而是比谁脸皮厚手够黑谁跪得下去；而张集馨没能学会这些最终退出了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