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五台山僧界救国会成立了，还组建了“僧众抗日自卫队”，直接袭击了日军。1938年5月，全国各地有50万僧尼投身抗战救济。这一年，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巨赞法师的组织下成立了。面对日军侵华的现实，佛教界并没有选择一味地“随顺”侵略者，而是展现出了多种参与救亡的方式。南京沦陷后，寂然法师在栖霞寺建立了避难所，冒死救了2万多名难民。在中国，圆瑛法师组织了120多人的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会战中抢救了8000多名伤员。江苏宜兴澄观寺的住持恒海法师还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和日军作战。为了应对这场战争，佛教界还进行了理论突破。太虚法师指出，以众生之苦为苦、以抗战御外侮是慈悲心和救世心。丰子恺明确表示他们是为公理和正义而战，“以杀止杀”并不是鼓励杀生。恒海法师的游击队、五台山僧众抗日自卫队等直接参与战斗，用武力来阻止日军的侵略行径。同样地，巨赞法师还训练了青年僧人为“和尚兵”，周恩来还为此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真正的“随顺众生”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以慈悲心行霹雳手段。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思想讨论和历史案例的验证。面对日军进村怎么办？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佛教“随顺众生”理念与现实暴力冲突之间的张力。寂然法师冒死救济难民、圆瑛法师抢救伤员等行为都是慈悲心的体现。五台山僧兵、恒海法师游击队等直接抵抗日军的行为也是护国护民的表现。《梵网经》告诉我们见到恶行不及时制止就是助长恶行。对于真正的佛教徒来说，当“日本鬼子进村”时，他们会拿起武器保护村民、打开寺门收容难民、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违背一些戒律，但这是为了救度众生、护持佛法。太虚法师认为救人救己是大乘菩萨道精神的最高体现。恒海法师牺牲自己、圆瑛法师组织救护队等行为都是这个精神的具体实践。丰子恺、巨赞法师等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以杀止杀”的真意——护生即为护国。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做出了多种努力，包括直接参战、救护与庇护等方面的工作。1938年5月前已有50万僧尼参与抗战救济工作。江苏宜兴澄观寺的恒海法师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恒海法师的游击队和五台山僧兵等都是以武力来止杀护国的例子。圆瑛法师组织了僧侣救护队拯救了8000多名伤员。“随顺众生”并不等同于无原则地顺从侵略者的恶业和暴力行为。面对持刀杀人的狂徒或者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势力时武力制止是必要的选择。周恩来给巨赞法师的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体现了佛教徒既能上战场杀敌又能修行佛法的信念。面对侵略者要坚决抵抗但降伏后要以人道待之；面对受害者要全力救护；面对自身要舍弃“清净相”而破戒杀生来救度众生。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大乘“舍身饲虎”的真精神所在。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真正的“随顺众生”绝非无原则的妥协。为了阻止更大规模的生命涂炭必须用武力来制止侵略行为；为了防止造下更深重的恶业必须夺刀止杀；为了救护受害者必须冒险救援；为了拯救更多生命必须违背一些戒律去杀人或参与战斗；为了保护国家和百姓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抵抗；为了贯彻“众生平等”的理念必须打破只保护侵略者不保护受害者的假象。圆瑛法师强调出家僧众首先是公民有义务保护国家和爱护同胞；丰子恺明确表示他们是为公理正义而战；巨赞法师训练青年僧人为“和尚兵”体现了佛教界投身抗战的决心；太虚法师重构戒律伦理论证了护国即为护生的观点；寂然法师冒死救济难民体现了慈悲的力量；周恩来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鼓励佛教徒积极参与抗战行动。“一杀多生”的菩萨行在历史上得到了验证：为救五百商人而杀强盗论证了止恶即是行善的道理；“念佛不忘救国”的理念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民动员”让全国50万僧尼都投入到了抗战救济工作中；“直接参战”的方式让五台山僧兵和恒海法师的游击队发挥了巨大作用；“救护与庇护”则通过圆瑛法师的僧侣救护队和寂然法师的避难所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