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3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就《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有关情况作介绍。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采矿、冶炼、发电等行业每年产生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历史积累量大、分布范围广，部分堆存设施存在环境风险隐患。
近期排查结果显示，全国累计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30亿吨，占地约3500平方公里，工业固体废物存量治理任务依然繁重。
一是问题呈现“量大面广、风险并存”的特征。
工业固体废物既包括可资源化利用的副产物，也包括需要长期安全处置的残渣和尾矿。
由于部分堆存场所建设年代久、管理基础薄弱，遇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诱发渗漏、溃坝、扬尘等风险；一些堆存点位靠近河流、居民区或生态敏感区域，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次生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差异，固废产生与消纳在空间上并不匹配，跨区域协同处置和利用的难度增大。
二是原因在于“供需变化叠加治理短板”。
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利用渠道阶段性放缓，部分大宗固废在建材、道路等领域的消纳需求减少；另一方面，资源化利用受制于技术成熟度、产品标准体系、运输半径与成本等因素，市场化消纳能力不足时，企业更倾向于堆存以待利用。
加之历史遗留问题“欠账”多，一些堆存场所底数不清、权责不明，治理往往涉及土地、资金、工艺选择和后续监管等多环节协同，推进难度较大。
极端天气增多也对尾矿库、石膏库等设施的安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使风险防控与治理提质同步承压。
三是影响具有“生态、民生与发展”多重外溢效应。
大规模堆存占用土地资源，压缩产业和城市发展空间，增加修复成本；若管理不到位，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带来长期压力，并影响周边居民健康与生产生活安全。
对地方而言，固废堆存点既是环境风险点，也是制约绿色转型的“瓶颈点”；对企业而言，处置成本上升、合规要求提高，将倒逼工艺升级与全过程管理强化。
更重要的是，固体废物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底线和高质量发展成色。
四是对策强调“摸清底数、系统治理、风险兜底”。
针对存量问题，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排查并建立数据库，为分类治理、精准施策提供支撑。
在风险隐患治理方面，持续推进汛期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累计完成5000多座尾矿库隐患整治，并通过“一库一策”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尾矿库治理2200多座，突出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的风险管控。
围绕磷石膏库等重点设施，已完成长江中上游154座磷石膏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其中80座启动治理工程，累计清空磷石膏约180万吨，体现出对高风险点位“先控风险、再治存量”的治理思路。
从治理路径看，下一步需要更突出全链条协同：在源头端推动减量化和清洁生产，通过工艺改造减少固废产生强度；在过程端强化分类收集、规范堆存、信息化台账与在线监管，提升风险预警和应急能力；在末端端坚持资源化与无害化并重，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标准体系、产品质量评价和应用场景拓展，提升市场吸纳能力。
同时，应完善责任界定和资金保障机制，探索“谁产生、谁负责”“谁受益、谁付费”等治理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提升治理效率，避免出现“治了又堆、堆了再治”的循环。
五是前景体现“目标牵引与制度完善并进”。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完成全国60%以上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治理，全面完成赤泥库、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整治。
这一目标为各地压实责任、倒排工期提供了明确时间表。
随着排查数据库完善、重点设施风险整治推进，以及综合利用技术进步与产业链延伸，固废治理有望从“集中攻坚”逐步转向“常态长效”。
同时，碳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政策协同将进一步增强固废资源化的经济性，推动更多行业把“固废包袱”转化为“资源资产”。
工业固废治理既是环境保卫战，更是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
当330亿吨的"生态负债"逐步转化为绿色资源，不仅将重塑我国工业生产方式，更将为全球大宗固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这场跨越十年的综合治理行动，考验着环境治理的智慧，也丈量着高质量发展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