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讲我怎么看这种事儿。虽然咱都讲盖棺定论不能只盯着谁走的时候多少人来送行，但这事儿还真挺复杂。你看那些大街上成百上千的人，不管是1917年谭鑫培死的时候万人空巷，还是1935年阮玲玉自杀有30万人上街，其实都没啥用。这顶多算是那个时代大伙儿图个热闹，或者是想借这个人物发发牢骚。就拿阮玲玉说吧，那时候大家就是为了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根本就不是在给她做客观评价。这些热闹劲儿也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表现，跟历史该怎么评价根本就不沾边。咱们再看看那些真正改变了时代的人，比如教育家陶行知。他在1935年去世的时候没什么大场面，因为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实干家。这老哥穿着草鞋跑到农村搞生活教育，就想从根子上唤醒老百姓的智慧。结果呢？当时没啥人理他，就在政治高压和穷日子里孤独地走了。不过他留下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现在成了中国教育的精神火种。还有那个陈寅恪老先生，1969年在广州凄凉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了。这老头也是个孤家寡人，身边连个学生都不敢说话。那时候大家肯定觉得这个守旧的老头早被时代抛弃了。可谁想到过了五十年呢？那些曾经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早灰飞烟灭了。唯独陈寅恪守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倒成了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最敬仰的东西。这些人走的时候没给老百姓解决哪个专业赚大钱的急事儿，所以肯定没人给他们叫好。但他们揭示了文明深处的道理，所以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你看啊，像陈寅恪和陶行知这两位，在1935年和1969年的时候可能都没多少人搭理他们。但到了今天咱们再看他们，那才是真正的历史定论。所以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那天街上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