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长江防线“固守”的口号与战场现实明显脱节；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大规模会战基本落幕。国民党虽高调宣称依托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但可用于机动作战的精锐兵力此前战事中消耗殆尽，补充部队训练不足、编制不齐，战场主动权已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渡江战役发起后，江南方向部分部队在“守”与“撤”之间反复摇摆，既难组织有效防御，也难实施有序转进，防线很快出现松动。 原因——战略误判叠加指挥分裂，部队难以统一行动。战局逐渐明朗后，一些将领对继续作战信心不足，内部对去向的分歧深入扩大。以第68军为例，其与对应的部队商议以“每师留守一部、主力南撤”的方式应对，试图用少量兵力维持江岸象征性防御，同时以主力谋求突围与保存。，指挥层对是否继续作战、是否转向和平出路态度不一，导致命令执行犹豫、部队行动节奏紊乱。撤退过程中队形被迫拉长、兵力分散，为对手快速穿插、分割围歼提供了条件。 影响——追击压力下建制瓦解，部队遭成建制损失并出现集中起义。渡江后，解放军迅速展开追击，在运动中连续打击其退路与集结点。第68军所属第119师、第143师等部短时间内即遭围歼，伤亡与被俘人数较多，师级指挥员相继被俘，指挥链条被切断。随后，解放军第13军围困并攻打第68军军部，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告溃散。战斗中，第68军副军长王志远、参谋长杜大中被俘。两人此前已倾向寻求和平出路，被俘后推动与有关指挥员沟通，促成葛开祥等部放下武器、实施起义。至此，第68军呈现“两个师遭受重创、一个师起义”的局面，残部在持续追击下继续南逃，直至东南沿海。 对策——快速追击与政治争取并用，加速对手瓦解。回看战场进程，解放军一上渡江后把握时机实施高速追击，针对对手撤退组织混乱、补给困难的弱点，采取合围、穿插、截击等方式压缩其机动空间；另一上，通过对俘虏与基层官兵开展政策宣传与争取工作，促使部分部队选择起义，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并进一步动摇其整体军心。对国民党守军而言，既未能在江防上形成纵深配置与机动预备，也未能在撤退中保持编制完整、指挥统一，最终“保存实力”的设想落空。 前景——战役出现决定性转折，东南沿海防务随之承压。随着江南追击推进，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的防御体系发生连锁反应，局部溃败迅速演变为整体性撤退。资料显示，1949年5月前后，解放军进逼厦门等地，第68军及相关残部继续外撤，部分人员转赴台湾，原有兵团体系也在调整与裁撤中逐步失去作用。历史表明，在战略态势已难逆转的情况下，单靠地理屏障与政治口号难以扭转败局；一旦指挥系统失灵、军心涣散，战场结局往往会更快到来。
第68军的覆灭折射出时代巨变下的选择困境；当指挥层将个人得失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当作战计划被撤退安排取代，再精锐的部队也难逃败局。这段战史提醒后人：逆势而动、负隅顽抗，终将难以抵挡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