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跨境投资更趋谨慎的背景下，如何以更高水平开放稳住外资、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服务业是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更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当前，外资企业在部分服务业领域仍关注准入范围、规则衔接、经营便利化等问题，市场也期待更清晰、更可预期的开放路径。 原因——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加快，优质医疗、教育、数字服务等需求增长明显，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更充分的竞争引入多元供给，带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从国际看，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贸竞争的重要赛道，规则和标准层面的竞争更加突出，吸引外资比拼的不仅是要素成本，更是营商环境、制度透明度与政策稳定性。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开放，既顺应全球服务业投资流向，也有助于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创新扩散。商务部提出“有序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自主开放”，并强调推动试点尽早落地，体现出在扩大开放与风险可控之间寻求平衡政策取向。 影响——从宏观层面看，服务业扩大开放有望为稳外资提供新的支撑。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度提升，将带动资本、技术、管理与人才双向流动，推动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增强国内服务体系的韧性与效率。从产业层面看，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推进专业化、融合化、数智化发展，有助于数字技术与传统服务加速融合，提升行业标准与服务质量，形成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从企业层面看，提出在已开放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指向让规则更清楚、执法更一致、服务更可及，增强外资企业长期经营预期。同时，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试验与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等举措叠加推进，将在更大范围释放制度创新红利，为各类企业提供更有活力的开放平台。 对策——围绕下一步工作，商务部发出较为完整的政策组合信号：一是扩大开放与落地见效并重。以服务业为重点拓展开放领域，通过试点先行、成熟一项推进一项，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二是政策支持突出公平可及。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在华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免、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措施，并提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体现一视同仁、同台竞争的导向。三是服务保障更强调问题导向。通过外资企业圆桌会、“服务保障进外企”等机制，把企业“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服务清单”，更及时回应诉求、稳定预期。四是开放平台建设强化制度供给。自贸试验区将稳步优化布局，深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试验，并因地制宜支持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与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同向发力。 前景——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业开放将更强调系统集成与合力推进。可以预期，电信、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的开放将以规则完善、试点验证、风险评估为支撑，逐步拓展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围绕数据流动、安全合规、行业监管协同、标准互认等关键环节，制度供给将强化，以更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升国际资源配置能力。随着开放载体更加多样、制度创新成果加快转化，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服务业供给质量与效率也将持续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2026年的对外开放部署，说明了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从服务业重点突破到政策支持完善，从服务保障机制优化到开放平台建设深化，这诸多举措正在形成更清晰、更可操作的开放格局。面向新发展阶段，我国将继续以更大力度的开放、更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更完善的政策体系，吸引全球资本与要素流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