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朱虹璇把美国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九人话剧《九人》，这出戏是为了解决同学参赛的难题，可正是这个举措让剧团有了名字。初赛过后大家吃散伙饭，酒桌上有人随口说要再演十年，没想到这个玩笑话后来真成了大伙儿的奋斗目标。到了2014年，他们第一次在商演舞台上亮相，那是在北京蓬蒿剧场。因为条件简陋，只有80个座位和简易的桌椅道具，演出结束一算账，净亏损了3000元。 尽管开局很艰难，却也换来了第一批铁杆观众。后来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郭晨子看了他们在视频平台放的《双枰记》，居然难得地打开弹幕，结果看到满屏都是“求剧本”“欠‘九人’一张票”的留言。郭晨子觉得这种观众自发要剧本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转折发生在2019年。随着《四张机》的上演，“话剧九人”开始写民国知识分子系列故事。这部戏探讨教育公平和学问之道，靠着思想深刻和表达独特获得了好口碑。同年朱虹璇做出了重要决定：辞掉战略咨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戏剧创作。之后《春逝》《双枰记》等作品每年一部推出，逐渐搭建起了被叫做“民国宇宙”的世界。 这个系列作品主要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戴锦华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今天我们怎么讲20世纪，‘九人’做了一种尝试。”在她看来，作品不仅是展示历史场景，更是在看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担当。“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标签，危急时刻站出来的人就是知识分子。”郭晨子分析说，“话剧九人”的特色是把学术思考和戏剧艺术结合起来。 这群年轻人通过创作讲述知识分子故事的过程本身也是在践行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新书发布会的主题是“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朱虹璇说这是戴锦华常提的话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话剧九人”从校园团队变成文化现象，这折射出当代青年文化创作的新趋势。 团队没有官方背景也缺乏资金支持，但靠着好作品质量一步步积累观众。剧本集预售三小时就卖光了这种市场反应不仅说明内容好，也体现了大家对深度文化产品的需求。 这个十年的发展轨迹和他们的作品里描绘的知识分子精神很像——在理想和现实间找平衡，在历史和当下间建立对话。当青年力量和传统精神相遇时提示我们：真正动人的作品永远建立在对时代的思考和对艺术的真诚追求上。 在上海YOUNG剧场的新书发布会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王伊正忙着通过社交媒体解释：“已经连夜安排加印了！”这是因为《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预售三小时就卖光了的应急办法。这五部戏包含《四张机》《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五部剧本和创作故事。 从2012年的改编到今天的市场热销，“话剧九人”用十年时间铸就了一种文化现象。 上海戏剧学院的郭晨子回忆起在视频平台看《双枰记》时打开弹幕的那一刻，“这种观众自发要剧本的情况近年来已不多见。” 2019年《四张机》的上演让“话剧九人”开启了民国知识分子系列创作。这部作品通过观众口口相传获得了良好口碑。 在北京蓬蒿剧场首次商演时仅有简易道具和80个座位的80个座位在2014年亏损3000元的80个座位让他们收获了第一批忠实观众。 戴锦华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看完《春逝》后悄然拭去了眼泪坦言自己被这部作品“击中”了。 戴锦华指出“话剧九人”做了一种讲述20世纪的尝试她还说知识分子不是身份标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郭晨子分析“话剧九人”延续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学生演剧传统开辟了不同于专业院团的创作路径她形容看他们的戏“我的血好像比平常热”。 朱虹璇表示“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既是戴锦华常提的格言也是他们团队创作历程的写照。 从校园走向专业舞台的道路充满挑战这个过程展现了优质内容的核心竞争力也体现了当代观众对深度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 “话剧九人”的十年历程恰如他们作品中描绘的知识分子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对话。 剧本集的热销不仅是一个出版现象更是当代观众对深度文化内容渴望的体现这种坚守与探索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