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籍对两汉真定国的记载较为零散，国都所缺少可核验的考古证据，使这个汉代诸侯国的政治中心与城市形态长期处于“有名难定址”的状态。此次东垣古城考古工作以系统勘探、重点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相结合，在关键区域发现带有明确指向性的铭文瓦当及高等级建筑遗存，使真定国都城的空间位置与遗址性质由文献推测走向实证确认。 从问题看——东垣古城虽早见于文献——战国时期已是重要城邑，但其在两汉时期承担何种政权与行政功能，过去缺少直接证据。城址规模大、叠压关系复杂，加之历史记载简略、地名沿革多变，研究长期停留在推断层面。此次考古突破的关键在于：一上，以覆盖约20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厘清城内遗迹分布与功能分区；另一方面，在中北部发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基址，补上“王都应有核心区”的关键证据。 从原因看，突破来自系统性工作以及证据链的完整构建。考古人员在核心区域发现一处东西长约125米、南北宽约23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包含夯土台基、通行坡道、廊道、附属建筑、砖铺地面及排水散水等遗存，显示出组织严密、等级清晰的宫殿建筑体系。更重要的是，出土“真定长乐”“富昌长乐”等文字瓦当，其中带“真定”字样者为确认城址身份提供了直接的铭文依据。瓦当作为高等级建筑常用构件，其铭文往往与政权、地名、宫殿制度涉及的，意义在于较强的年代与归属指向；与大型宫殿区的发现相互印证，使“东垣古城即两汉真定国国都”的判断具备可重复、可核验的实物支撑。 从影响看，此次发现不仅在于“定名定址”，更在于为华北汉代都城与郡国治所形态研究提供了证据更完整的样本。东垣古城是河北省目前唯一经全面系统勘探、城市布局相对清晰的两汉郡国治所。城内大型夯土基址群规模可观、保存信息丰富，体现出较高的规划水平与建筑等级，为认识两汉地方诸侯国的制度运行、礼制空间与都城建设提供重要参照。此外，在焚毁堆积中发现炭化木质构件及相关红烧土遗存，提示遗址可能经历过较严重的火灾事件，其成因、年代与历史背景有望成为后续研究的切入点，也为复原汉代高等级木构建筑技术与灾变过程提供难得材料。 从对策看，下一阶段工作可在“保护优先、研究并重、阐释共享”的框架下推进。一是加强遗址本体保护与周边建设管控，依据勘探成果划定重点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避免对宫殿核心区造成扰动。二是完善年代学与材料学研究，通过碳十四测年、陶瓦纹饰与铭文谱系比对、建筑材料与工艺分析等手段，深入厘清宫殿区的建造、使用与废弃序列。三是推进城市格局复原研究，结合道路网、功能分区、水系与防御体系，形成更完整的“城—宫—居—墓”综合图景。四是强化公众阐释，依托考古成果开展通俗化展示与教育传播，在守住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探索遗址公园、数字化展示等方式，让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历史认知。 从前景看，随着更多关键遗迹的揭露与证据链的进一步充实，东垣古城有望在汉代城市考古中形成可借鉴的研究路径：以大范围勘探建立总体格局，以核心区高等级建筑与铭文材料锁定性质，再以多学科方法还原历史过程。围绕“真定”铭文瓦当、宫殿建筑制度、焚毁事件等线索，未来研究不仅可回答真定国都城的空间组织与等级结构，还可能进一步讨论地方诸侯国与中央制度之间的互动、区域交通与经济格局的演变，使两汉时期冀中南地区的历史图景更加清晰。
东垣古城的考古成果为认识两千年前汉代诸侯国历史提供了关键线索。出土的铭文瓦当与夯土遗存以直观的实物证据，补上了文献记载长期难以落实的一环。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更多重要信息有望被揭示，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另外，发现之后的保护与研究同样重要，以科学保护推动合理利用，才能让文化遗产在当代持续发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