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部分领域虚假诉讼与执行程序不规范叠加，影响司法公信和市场秩序。近年来，劳动争议、金融借贷、国有资产处置、破产清算等环节，个别案件通过虚构事实、冒名借贷、逃废债务等方式进入诉讼程序——扰乱司法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执行环节，一些案件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本）后，由于财产线索挖掘不充分、信息共享不足等原因，胜诉权益长期难以兑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此承受资金链压力、信用受损，成为影响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信息壁垒，导致线索难找、协作难落地。一上，虚假诉讼隐蔽性强，对应的主体借助专业化手段规避审查，甚至通过“以诉促执”“以判抵债”等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另一方面，执行环节涉及跨区域财产查控、多部门数据核验和程序衔接，信息不畅、协同不紧，容易出现财产漏查、线索中断，终本案件长期“沉底”的风险上升。此外，在涉企案件中，企业信用惩戒措施与破产程序衔接不够顺畅，也可能出现“该解除未解除、该恢复未恢复”等程序问题，影响企业经营预期。 影响——既影响胜诉权益兑现，也削弱市场信心和公平竞争秩序。虚假诉讼破坏司法权威，诱发不正当竞争，抬高金融机构和企业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执行难则削弱合同预期和交易安全，增加维权成本、拉长回款周期，进而影响就业稳定和投资信心。对地方而言，若涉企案件在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等出现偏差，还会加剧市场对公正性的疑虑，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对策——以专项监督为牵引，重点打击虚假诉讼、强化终本监督、完善协作机制。最高检在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把虚假诉讼防范惩治和执行监督作为重要抓手，持续加大监督力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是深化虚假诉讼专项监督，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检察机关围绕民生、金融、国有财产保护和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办理一批严重扰乱司法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案件。例如，河南安阳文峰区、吉林长春等地检察机关查办劳动争议领域虚假诉讼案件，重点整治利用企业为他人违规补缴情形，防止社保基金遭受重大损失。河南检察机关针对虚构、冒名贷款和逃废债等突出问题开展金融领域专项监督，办理案件240件、涉案金额1.96亿元，释放依法惩治“借诉套利”的明确信号。 二是加强对涉民事终本执行的监督，推动“该恢复的恢复、该执行的执行”。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企终本执行监督案件，着力保障胜诉企业合法权益。最高检督办的安徽某公司申请执行监督案中，兰州新区检察院通过函询、磋商、听证等方式查明被执行人在终本后仍有可供执行财产，随后以检察建议督促法院恢复执行，推动异地债权人被拖欠7年的1000余万元权益兑现。此类案例说明了对终本案件的实质审查与程序纠偏，有助于避免“形式终结、权益悬空”。 三是以机制建设提升监督效能，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法检联动的治理格局。多地检察机关牵头与纪检监察、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人社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累计形成协作机制85个，集中解决线索整合、案件突破、分工协作等关键问题。浙江检察机关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点对点专线查询机制，提高调查核实效率，为发现隐蔽财产线索提供支持。 四是围绕涉企执行监督突出问题，探索类案治理与信用修复并重。江西赣州检察机关研发“涉破产企业程序违法类案监督模型”并在全省推广，发现监督线索3000余件，推动500多家破产后失信惩戒未解除的企业纠正“负面标签”，为300多名法定代表人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经营预期。 五是强化法检协作，推进执行信息共享常态化。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与最高法执行局会签印发通知，要求重点关注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等案件，健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机制。截至去年底，11家省级、80余家市级、200余家县区级法检两院会签相关文件，以执行信息共享为基础的线索发现机制初步形成，为提升终本监督质效和执行透明度提供制度支撑。 前景——以严格依法监督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违法必究”的稳定预期。随着专项监督推进，跨部门数据联通、线索协同、类案治理等机制将更完善，虚假诉讼识别能力和打击力度有望持续增强，终本案件的动态管理和恢复执行机制将更加健全。在依法规范异地执法、纠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的总体框架下，检察监督将更注重从个案纠偏向系统治理延伸，推动执行领域堵点难点更有效化解，为企业公平竞争、安心经营提供更稳定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检察机关通过专项监督打击虚假诉讼、推动破解执行难，既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也有助于回应企业关切、维护市场秩序。当前，我国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基础。期待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监督实践，与主管部门形成更高效的协作机制，以更精准有力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