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盟军对柏林的战略轰炸中，柏林民族博物馆珍藏的一方北凉承阳二年（公元445年）石碑毁于战火。这件记录北凉政权与西域交往史实的国家一级文物之所以还能“留在史册”，关键在于39年前一次及时的抢救——1906年，时任清朝考察宪政大臣的端方访德期间，为石碑制作了拓本。由此也可见，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沉痛经历，往往与能否留下可靠记录紧密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以“科考”为名，从敦煌、新疆等地带走大量文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该时期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仅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约2.3万件。端方在德国所见石碑，正是1881年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甘肃张掖发掘后运往柏林。
一块北凉古碑从国内流散至海外，又在战火中疑遭毁失，折射的是近代以来文化遗产所经历的动荡命运。端方当年的拓印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只因为留下了一纸拓本，更在于它提醒人们：文明的延续往往取决于对细节的敏感、对风险的预判，以及在制度尚不健全时仍愿意为“留存证据”付诸行动。把历史的偶然转化为现实中的确定性，依靠的是更持续、更专业、更体系化的保护与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