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投资领先与化石依赖并存的“悖论”凸显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亚洲新能源合作”分论坛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亚洲占全球太阳能投资的65%、风能投资的64%。但此外，化石燃料在亚洲一次能源供应中的占比却从2000年的78%上升至目前的83%。与会人士指出，可再生能源装机和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并未同步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化石能源使用量增长更快，成为亚洲能源转型面临的突出矛盾。 原因——需求高增长、结构锁定与能力差异叠加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刘泽洪表示，亚洲人口约占全球60%、经济体量约50%、碳排放超过50%，不少经济体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电力与终端能源需求长期保持高位增长。 从结构看，亚洲对化石能源依赖仍然较重，可再生能源占比约15%，煤、石油、天然气分别约占18%、25%、11%，能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与外部供应不确定性并存。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认为，中国清洁能源的规模化部署带动产业发展并推动成本下降，但亚太其他经济体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地理条件上差异明显。部分小型发展中国家在财政空间、技术能力、项目融资与系统运维上存不足，转型成本偏高、项目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与会学者同时提醒，能源系统存在“路径依赖”。电源结构、输配电网络、工业流程与交通体系一旦围绕化石燃料形成存量资产，短期内会持续强化对传统能源的需求，削弱新增清洁能源的替代效果。 影响——安全与成本压力上行，转型窗口也在打开 论坛讨论发生在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牛津大学学者、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表示，近代史上能源安全往往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围绕化石燃料资源的控制曾是多场冲突的重要因素。与会人士认为，地区冲突与航运风险会放大化石能源价格波动，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亚洲经济体带来输入性通胀与供应风险，并可能推高企业用能成本，影响产业链稳定。 与此同时，外部风险也在倒逼能源多样化与本地化清洁供给提速。阿里沙赫巴纳指出，中东局势让能源多元化更具紧迫性，将增强对短期与长期能源投资的动力，包括可再生能源电气化与跨境电力输送等，有望为区域合作打开新空间。施泰纳认为，在全球“脱钩断链”倾向上升的环境下，相互依存既带来约束，也可能推动更具韧性的新能源产业协作与市场联通。 对策——以电网互联为牵引，形成区域协同的“系统解” 多位与会人士将基础设施，尤其是电网建设视为破题关键。刘泽洪提出，各经济体应在夯实国内电网的基础上，通过与邻国互联、区域互联，逐步形成规模更大、调度更灵活的智能电网体系，更高效消纳风光等波动性电源，并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他表示，电网互联有助于统筹南北季节差、东西时区差、跨流域水文差异以及各地资源禀赋与电价差，实现更高水平的互济互补。 在案例层面，刘泽洪介绍，中国依托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等技术推进全国电网互联互通，为大规模新能源开发提供支撑；欧洲则通过北欧水电、北海风电与南欧太阳能的跨区互济，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与系统灵活性。与会人士认为，这些实践表明，单纯扩大风光装机难以完成转型，必须同步补齐输电通道、调峰能力、储能与市场机制等系统短板。 在关键支撑要素上，刘泽洪梳理了区域互联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大规模清洁能源开发及协同运行技术、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调节资源优化利用技术、跨区跨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以及仿真预测与安全稳定分析等能力。他同时建议，跨境合作可探索更灵活的模式，统筹技术联合研发、项目共同开发、产业链协同与标准规则对接，降低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 前景——从“投资规模领先”走向“结构转型领先”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亚洲既拥有活跃的新能源投资与制造能力，也面临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增用能需求，具备形成“清洁供给—电网互联—产业升级”正循环的条件。未来一段时期，若能在区域层面推动电力互联互通，完善跨境交易与调度规则，提升金融支持与技术服务能力，并针对不同经济体差异实施分层分类的转型路径，亚洲有望把外部冲击转化为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的契机，在安全、成本与减排目标之间取得更优平衡。
亚洲能源转型的难点不在“有没有投资”，而在“能否形成系统能力与协同机制”。当可再生能源从“装机竞赛”走向“系统重构”，电网互联、市场规则与能力建设将成为关键变量。把短期冲击转化为长期布局，以合作降低成本、以互联提升韧性，才能让清洁能源的增长真正带来对化石依赖的实质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