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推拿》面世；到了2011年，它捧回茅盾文学奖。2011年，导演娄烨把这部作品带上柏林的舞台，拿回了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余萍在镜头下记录了这一切，而沙宗琪推拿中心的盲人按摩师们也被推到了聚光灯前。在这里，张莉第一次看到了《推拿》的全貌，那种震撼让她的心始终无法平静。张莉最难忘的是沙复明那句“我不知道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什么样”的独白。她想知道，一个作家要怎样才能触摸到别人的痛苦？沙复明他们虽然看不见色彩，但用其他感官重新丈量了世界。他们的故事同时具备特殊性和普遍性，既有尊严也有爱与权力。在《推拿》里有个经典场景：女孩问男孩她好不好看？男孩说像红烧肉一样好看。这种用味觉和触觉的比喻拆掉了视觉的围墙。都红在舞台上弹钢琴的时候，众人欢呼她终于自食其力。可她听到的却是权力之间的敷衍。毕飞宇用盲人的视角拆穿了日常里容易被忽视的等级秩序。 毕飞宇喜欢把健身房当成实验室来搞写作。他总结说健身是门科学，动作要精准顺序不能乱。他觉得毅力跟写作无关，写作需要的是韧性——那种在错误里反复调试却不死机的耐力。所以他把举重凳当书桌，把拉伸带当修辞。张莉对他的新书《小说生活》很有感触。这本书藏着乡下少年变成小说家的全部暗码。 毕飞宇理想中的好作品就是让读者看见具体的人，而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他把自己比作特殊的光学装置，任务是把虚荣挡在门外。“避免一本糟糕的书”，这就是他对待写作的全部野心。2008年9月出版《推拿》时他根本没想得奖，只想把黑暗拉到阳光底下。 人文社活动现场坐满了人。7月25日那天毕飞宇站在台上发言。张莉说这本书里有乡下少年如何长成小说家的全部细节。批评家和小说家这两个“理论上的聊天伙伴”终于在现实里撞了满怀。 毕飞宇痛恨“茶馆思维”。他主张每个人都会被荒诞的知识带走，小说家的任务是在荒诞里守住常识。《推拿》把盲人当普通人写，也把普通人当盲人写。它既特殊也普遍。 小说里有段对话堪称经典：女孩问男孩“我好看吗？”男孩答“像红烧肉一样好看”。触觉与味觉的比喻瞬间拆掉了视觉的围墙。张莉说作家把特殊人群当作“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需要怜悯的人。 屏幕上的电影《推拿》刻意把世界调成低饱和、高对比。娄烨带着它冲进柏林电影节捧回银熊奖。电影刻意把世界调成暗淡画面来展现良知美学。“真正的美不会被耽搁”，这是毕飞宇说的话。 尾声的时候毕飞宇和张莉回到最初那家咖啡馆。窗外霓虹闪烁桌上录音笔静静躺着。他们聊完最后一支烟合上笔记本。那段看似随意的私聊就此成为公共文本。《小说生活》没有提供宏大答案却让读者看见两个人在文学与日常之间拔河。 这个故事里出现了很多关键人物：余萍、娄烨、张莉、柏林、毕飞宇、沙复明、沙宗琪还有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