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出现之前，祖先们就通过岩画、陶俑、石器等方式记录自己的世界。云南沧源的羽人岩画距今三千多年，画中猎人头戴羽冠、腰佩长剑，生动呈现了南方部落的装束与信仰；宁夏贺兰山的人面岩刻则用棱角分明的面具，象征北方部落对神灵与敌人的敬畏。这些"非文字"的史前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远古族裔的器物、装饰与精神世界。 随着口头传统演变为成文神话，民族形象开始被赋予更多想象成分。古代典籍将炎帝塑造为"人身牛首"，黄帝描绘成"四面"之奇，蚩尤则被妖魔化为铜头啖石的凶神。《山海经》对各族的描写更是荒诞与写实并存——劳民国被画成"黑肤衣皮毛"，聂耳国被写成"长耳及腹"。这些描述既反映了古人对陌生族群的好奇，也暴露了对"他者"的恐惧与偏见。 进入青铜器与汉画像时代，民族形象的建构被继续政治化。涿鹿之战的记忆被青铜器纹饰与汉画像砖"二次创作"——苗民被描绘成长翼的饕餮之徒，成为被妖魔化的他者。但在苗族自己的绣片里，蚩尤却化作展翼披肩的日常护符，寄托着民族的精神寄托。同一传说的两种叙事，深刻揭示了"我们"与"他们"如何共用符号，又如何将对方妖魔化。 当文字成为视觉符号，甲骨文中的"夷""戎""蛮""狄""羌"等字形就成了族群的速写密码。东方的夷被刻画为拉弓的猎手，西方的戎是戈盾加身的武士，南方的蛮以虫为象征农业特征，北方的狄与猎犬、篝火相伴，羌人则被绳索缚住沦为祭品。这种一字一图的做法，将复杂的民族身份标签化、符号化，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刻板认知。 到了周代，官方对民族的定义更加系统化。《礼记·王制》用一句话给五方之民贴上标签：东方文身、南方交趾、西方衣皮、北方穴居、中国安居。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制度。到了明清时期，朝廷直接下旨"各省绘图呈样"，编纂了收录三百余种"蛮夷"形象的《皇清职贡图》。瑶人头顶银角，黎人腰挂铜鼓，猡猡人披发文身——这些图像既是对"万国来朝"的视觉炫耀，又暗含了对"四夷"的污名化。 然而，真实的历史进程并非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秦朝虽然用暴政统一了六国，却没有统一文化。汉唐之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将人流、物流、信仰流融在一起。滇王墓出土的青铜贮贝器盖面上，滇人与外族共赶一道古道，不分主客——这枚"大合影"提醒我们，早期多民族国家从来不是征服者单上的书写，而是被征服者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文化缝合。官方档案记录的压抑与妖魔化，往往被民间的剪纸、刺绣、口头传承所消解与改写。 从视觉形象的演进看，中华民族的认同始终处于"被创造"与"再创造"的双轨之中。神话将蚩尤写成凶神，苗绣却将他绣成护身符；甲骨文将羌人写成祭品，现实中羌汉早已混血通婚；朝廷禁声绘"蛮夷"，民间却用各种艺术形式把各族样貌保留下来。官方话语与民间实践的张力，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真实写照。
从石壁上的刻画到册页中的绘图，图像记录了先民如何看见世界，也暴露了不同时代如何塑造"他者"。读懂这些影像，既要珍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也要警惕立场与偏见对事实的遮蔽。把视觉史放回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时段中审视，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共同体不是被一次性写就的结论，而是在持续互动中不断被书写、被修正、被确认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