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把皇帝都给压得死死的。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深到让人咂舌，简直像是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堑。那个时候，贵族子弟就算没什么本事，也看不上低级别的官职。普通家庭出来的人，哪怕有天大的才华，好不容易爬到高位，还是没法获得士族的认可。要是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士族出身的人往往会故意挪开座位，跟普通人离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上晦气。 要说这种现象为什么那么严重，得从西周说起。最早的时候，“士”就是种地的人。到了西周春秋那会儿，这个词就变味了，专指那些生活在都城附近的国人。都城外面的居民被叫作“野人”、“鄙人”，这两种人的身份贵贱一清二楚：国人可以打仗当官，“野人”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到了春秋末期，“士”又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野人”也变成了“庶人”，这个称呼带着明显的平民意味。《论语·季氏》里说过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是老百姓的话在统治者眼里根本没分量，这说明当时社会对庶民的歧视已经成了规矩。 时间推进到东汉，地主阶级的势力大得吓人。那些大官们把“士”这个身份当成了自己的私产，形成了对社会上层的垄断。比如汝南的袁氏家族，从汉章帝那会儿开始发迹。袁安当上了司空，袁家先后有四世五人做到了三公的位置，门生故吏遍布全国。“门阀”这个概念就是这么来的，特权和身份的优越感也就跟着出现了。官员选拔开始讲出身门第，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搞了个九品官人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在士族看来，一品二品才是真正的上品，三品以下都不咋地；就算能当官也没啥面子。 在这种制度下，士族子弟享受着世袭的荫庇，长期不干活儿。他们觉得当官是俗事，天天琢磨怎么写诗作画或者去清谈聚会。有的人家生活过得那叫一个奢侈：熏香洗澡、涂脂抹粉、坐长檐车、穿高齿屐、衣服宽大、帽子厚重、出门还得让人扶着走。一开始这种生活方式还能催生一些艺术创作。时间长了连这些活动都觉得没意思了，干脆找别人代替自己做。这么一看高官和他们的子孙在社会上慢慢成了蛀虫。 普通人想进士族的圈子难上加难。就拿东晋刘宋时期来说有个叫徐爰的人挺懂宫廷礼仪。文帝想提拔他去随军出征命令他跟着王球和殷景仁走。可是王球出身琅邪临沂的王氏是王导、王羲之那一脉的他死活不愿意跟徐爰站在一起甚至还说什么身份有别这是朝廷的规矩我不敢听皇帝的话。连皇帝的命令都没能打破等级观念这种固执简直没救了。 南梁侯景之乱的时候还有更搞笑的事儿发生：那些贵族子弟怀里揣着金银珠宝结果饿成了肉饼就算死得这么惨等级观念还是改不了一年比一年差劲儿直到隋朝实行科举制度再加上朱温发动叛乱士族才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北宋他们早就找不到踪迹了这一切都说明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根深蒂固也反映出权力出身和阶层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