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宋神宗元丰年间，04名举子赶在1057年进京赶考。21岁的苏轼把《刑赏忠厚之至论》递了上去，这篇写得清新脱俗的文章瞬间给主考官欧阳修看呆了。虽说因为卷子被误判没能拿状元，却让苏轼成了北宋文坛的新星。紧接着这几年，他先去凤翔当了签书判官，后来又进了登闻鼓院。眼看就要兑现宋仁宗当年那句“未来宰相”的预言了。可就在这时候，王安石搞变法的事儿响起来了，原本的盛世美梦被撕碎了。苏轼这哥们儿也倒霉透顶，一脚踩进了新旧两党打架的旋涡里，从此开始了一辈子“三起三落”的折腾。 苏轼这性格特别豪放直接，写词开了个先河。他弟弟苏辙说得好：“见了好人就夸他个没完没了，见了坏人就骂他个痛快淋漓。”这种在那个年代显得“不合时宜”的劲儿，在太平盛世也许看着挺率真，可到了党争多的时代，那就成了靶子。结果新党把他当旧派看，旧党又把他当叛徒看，里外不是人。 在第一次被外放前，苏轼在中央还挺顺。到了1070年前后，王安石新法推得飞快，青苗、免役、市易法一个接一个出台。苏轼当时实在看不惯这一套，就把这些想法写进书里给皇上看了，结果被人家扣上了“乱新法”的帽子。为了躲开是非窝，他自己要求去杭州当地方官。 到了108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旧党翻身了。司马光直接把新法全给废了。苏轼这回算是跟着回来了，几个月内连升了两级。可他一回来就发现不对劲——“尽废”背后全是腐败和草率。他又提笔反对一废了之，结果又被贴上“叛徒”的标签，这一次又被贬去了外地。 1091年旧党又掌权了，苏轼第三次被召回京城。这哥们还是那个脾气不改，逢山开路遇到事儿就批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结果新党一反扑加上哲宗亲政这两记闷棍打下来，他就彻底倒霉了：先贬黄州、再贬惠州、最后贬到儋州去了。一直到海南岛为止。 到了1093年以后，宋徽宗大赦天下的时候，65岁的苏轼在回常州的路上病死了。他那一生真是坎坷啊！你看他的名气有多两面三刀吧？对当时的大臣们来说是个大招牌；对投机者来说就是个烫手山芋；对朝廷来说更是个死穴。所以“乌台诗案”里那帮御史翻出他十年前写的诗也要治罪；就连王安石也忍不住上书求情：“怎么能让这种人去死？” 名气害了他也保了他。要是没这场新旧党争的惊涛骇浪的话，北宋可能会多一个按部就班的宰相出来；但也少了一位拿诗酒烟雨来安慰天下人的大文豪苏轼了。你看看咱们现在读到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些名篇——全是因为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文字狱才写出来的。 所以后人隔着千百年的风浪还能听见那句最东坡式的自嘲：“问你这辈子干了啥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几个地名简直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注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