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无身份”叠加“弱支撑”，回归社会存断点 在城市治理不断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仍有少数特殊困难群体面临“能生存却无身份”“能劳动却难融入”的现实难题。年近六旬的刘四海长期住在铁路旁的简易棚内，靠零散劳作和自给种养维持生活。由于未落户、没有身份证，他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办理银行卡、签订劳动合同，也难以依法获得救助和公共服务，长期处在社会管理与保障的“空白地带”。当这类“身份缺失”与刑满释放、家庭支持薄弱等因素叠加时，容易形成再次边缘化的风险点。 原因——历史遗漏与家庭断裂交织，个人能力不足放大风险 张勇军介绍，刘四海早年未办理户口，后来又遭遇家庭变故、教育缺失，青少年时期离家流浪，缺少监护与规范引导，最终因一时冲动伤人获刑。出狱后虽未再违法，但长期缺乏稳定住所、亲属支持和就业技能，逐步陷入“无证件—难就业—难融入—更隐蔽”的循环。此类个案背后，既有早期户籍登记缺失等历史原因，也与家庭功能弱化、社会支持衔接不畅有关。对个人而言，技能不足、信息渠道有限，更抬高了回归社会的门槛。 影响——个人获得感提升，也为基层治理补上关键一环 社区工作中，张勇军在巡查中发现刘四海的困难情况，核实其现实表现后，将工作重心从“管理对象”调整为“帮扶对象”。变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上，身份补全让刘四海获得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能依法务工、正常就医、办理金融业务，生活从“隐身”走向“可预期”；另一方面，社区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及时发现与精准介入，有助于降低治安隐患和公共风险，推动基层治理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转变，增强社区安全与稳定的韧性。 对策——跨地协同、政策衔接与就业托底并重，打通回归通道 围绕“无户籍、无证件”此核心堵点，张勇军与街道、社区、属地公安及刘四海原籍有关部门建立协同机制： 一是补齐基础信息链条。联系原籍村委会、派出所，核验家庭关系与历史材料，必要时开展入户走访、群众调查等，为户籍补登提供事实依据。 二是落实过渡性安置与救助衔接。协调临时安置点和帮扶资金，确保当事人办理手续、回乡落脚及再返城务工过程中不断档。 三是加强就业对接与生活能力重建。结合其年龄、文化程度和体力状况，从临时岗位入手逐步过渡到相对稳定的餐饮后厨等工种，推动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收入，并协助办理银行卡等金融服务，提升自我管理和长期谋生能力。 据介绍，刘四海于2025年12月2日领取身份证，结束了“没有身份”的生活。此后，在社区民警和涉及的单位帮助下，他先后尝试多类零工岗位，最终在武汉一家餐饮企业实现相对稳定就业，月收入约4000元，食宿有保障，并开始计划学习更熟练的操作技能，逐步积累储蓄与生活信心。今年3月25日，他在办理银行卡后表示，今后收入终于“有处可存”，生活目标也更清晰。 前景——以个案经验推动机制化治理，让“回归”更可持续 从实践看，刑满释放人员与无户籍困难群体的帮扶，关键在于“身份恢复—基本保障—稳定就业—社区融入”四个环节的连续衔接。下一步，基层治理可在三上持续发力：其一，完善网格排查与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对铁路沿线、城郊接合部、闲置地带等易形成“隐居点”区域的常态巡查与早发现；其二，推动公安、民政、人社、司法行政等部门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缩短补证、救助、安置与就业服务的办理链路；其三，鼓励用人单位提供更多适配岗位与技能培训，形成“企业吸纳—社区跟踪—部门保障”的闭环，减少反复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镣铐到搀扶，从高墙到家园，张勇军与刘四海的故事不止于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关系变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类既守住法律底线、又注重现实纾困的基层实践，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具体体现。当更多公权力执行者能用制度把人托住、把路接上，“人人享有尊严生活”的社会愿景也将更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