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姚金菊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指出，学校应该把育人的主要责任担起来，家庭只是给孩子提供学习环境。可现在有些教师和家长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西城区的朱女士每次打印作业都要花半小时以上，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山东省枣庄市的宗女士统计了一下，孩子初一年纪存下来的打印作业厚度将近10厘米。 2021年7月，中办和国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给了明确的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这个政策本来是想让家庭和学校各司其职，可现在有些老师还是让家长自己去打印试卷和练习册。 就拿山东省济南市来说吧，王女士平均每周要为此跑三到五次打印店。有时候因为消息漏看或者打印店关门了，全家就得陷入深夜打印难的焦虑中。她试着跟老师沟通时还得到过回复说：“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这些打印作业内容主要是语文和英语的专项练习、默写纸之类的东西，有些甚至必须打印输出函数图像和几何图形。老师虽然在消息里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自己打印，但家长们为了孩子还是默默承担了下来。 虽然打印费每一次只要几块钱，但算下来一学期也不少钱。而且精神上的压力和时间消耗更大。家长们随时都要关注群里的消息防止漏掉作业通知。 但很多家长因为怕给老师添麻烦或者担心影响孩子成绩，选择了沉默。这样问题就留在了家里，学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姚金菊教授认为这种做法让家庭成了学校的免费打印社和任务执行末端。这和“双减”政策的初衷完全相反。 现在的情况说明“减负”政策在执行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有些老师可能还没习惯这种新要求，有些学校在学习资源建设方面还有欠缺。 专家和家长都呼吁应该把学校有没有把打印批改作业这些责任转嫁给家长这种情况纳入督导评估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逼着学校优化管理流程、加强资源保障。 这样才能让学校真正承担起育人的主要责任，家庭也能安心做陪伴者和支持者。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界限清晰、相互理解、携手共育的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