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打的去城里，坐在车里一扭头看到那脸，愣了半天不敢认——没想到开车的竟是以前在厂里跟我一个车间的小李。车子刚启动，我俩嗓门都高了，异口同声喊了彼此的名字。看着她虽然脸上添了几道皱纹，可还是那么小巧精神。 小李这姑娘命挺苦，家里以前是“下放知青”。她爸六十年代初就被派到农村去了，那时候不光没地儿回，后来干脆就在那儿成家生娃。政策始终不给放宽的口子，他爹只好把“回城”的念头全咽肚子里了，这辈子就窝在村里熬日子。 家里五个孩子里面，小李最小。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大哥大姐初中没读完就回村种地去了。只有老二稍微犟点，初中毕业死活不肯闲着。他跑城里姑姑那儿跟师傅学裁剪，一连三年吃住都在人家店里。每学会一件新款衣服就赶紧写信报喜。 后来二哥手艺练成了，在城里盘下一个小铺面赚了第一桶金。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那会儿，机器轰隆隆转的大厂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二哥那种老作坊根本受不住这冲击，眼看就要关门大吉。幸好厂里的大领导以前是他家的老主顾，看他手艺稳当就把他招进技术科去打样板。 那时候厂里的订单多得接不过来，招普工的活儿都没人干。厂长干脆直接发话：“谁能介绍亲戚来干活？免费培训！”这一下可好了，五兄妹立马连夜把行李收拾好往城里搬。大李和二姐学踩缝纫机；大姐改干熨烫；大嫂学不动机器就在大厅扫地；大哥和姐夫去当搬运工。原本打算住个半年就回去过年，结果这一住就是十年八年。 头两年订单时多时少的，他们干得像候鸟一样全年不歇。那时候住的老楼连电梯都没有，大堆大堆的布匹全靠肩膀扛。这活儿苦是真苦，但大李有个特点——闲着的时候别人在打麻将打牌，他就帮老婆扫地擦地；老婆要是上夜班没班加，他就在旁边看别人玩牌，自己绝不凑上去赌。 租金是家里最大的开销，租的那个城中村小屋才十平方米大。一张床、一张沙发再把人塞进去就满了。吃的更讲究省着点，一周买一次打折菜；逢年过节才舍得割半斤肉；孩子的衣服全靠同事拿旧的换。 这么苦熬了五年下来，大李终于攒够了首付。九十年代中期那会儿银行不给私企员工放贷，买房只能全款掏钱。兄妹五人东拼西凑总算把钱凑齐了。那天他们把锅碗瓢盆一扛搬进毛坯房里请客吃饭——这八年打工漂泊的日子总算有个像样的“家”。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情况又变了样，老厂长退休了、新领导管理也跟不上，服装厂一下子就垮了。这五家人没办法只能转行找新路子：小李夫妻俩去开出租；大哥大姐进新厂做工；二姐做起了水果批发；二哥还是守在服装圈里打转。当年父亲没能实现的“回城梦”，现在被他们拆分成了五条不同的人生答卷。 从“下放遗孤”变成“城市居民”，从肩膀扛布匹到手里拿着房子钥匙，五兄妹就靠着这种极简的生活加上勤快的坚持给咱们上了一课：一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