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韦正教授在2026年3月25日给大同市云冈研究院带来了一场全新的视野。讲座内容是《试说云冈石窟的营造次序》。郭静娜主任主持了这次活动。这个讲座试图把云冈石窟的特性和空间状况作为切入点，给大家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韦正教授通过分析昙曜五窟、第7和8窟、第3窟以及第1和2窟、第5和6窟还有第11至13窟之间的关系，重新探讨了这个问题。 韦正教授首先给大家概述了云冈石窟的情况。他指出第3窟、第5和6窟还有昙曜五窟是三个超大型组窟。他觉得之前的研究对云冈特性和空间状况理解不够深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时代的局限，二是考古类型学简单化理解。很多研究采取单一线性分期研究方法。但韦正教授觉得这种方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云冈石窟。 他提到云冈石窟是帝王宗庙而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石窟。历史记载中唐之前这里只有三个古佛寺名称：通乐寺、灵岩寺和天宫寺。这三个寺庙可能对应着第16至20窟、第3窟和第5、6窟。这三个超大型组窟分别与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献文帝还有孝文帝（冯太后）有关联。 韦正教授认为第7、8窟还有第1、2窟是昙曜五窟还有第3窟的附属洞窟。他分析了第11至13窟的类型、开窟时间和年代等因素后，觉得这三个洞窟属于第5、6窟前一阶段的附属洞窟。他也从第11至13窟与第3窟的停废情况分析，认为它们之间有关系。 他依据宿白先生对崇教寺相关论述和第9、10窟营造情况分析后，觉得这两个洞窟属于第5、6窟后一阶段的附属洞窟。 他还提到公元472年至484年是云冈石窟营造年代的“模糊期”。结合太和七年题记资料显示钳耳庆可能此时已接手工作。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孝文帝频繁前往方山和云冈之间可能存在同时进行的工程关系。 最后他给出一个全新的梳理方案：把整个过程分成四个阶段：460年到471年开凿昙曜五窟以及附属第7、8窟；466年到476年开凿第3窟还有附属第1、2窟；471年到476年开凿第5、6窟还有附属第11至13窟；484年到489年开凿第5、6窟附属第9、10窟。 这次活动为大家重新审视和理解云冈石窟营造次序提供了新思路。 整个讲座结束后，大家就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郭静娜主任总结时提到这次活动最重要的是关注方法论问题并希望大家拓宽视野继续推进云冈学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