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在写《东征赋》的时候，竟然对陶侃和桓温只字不提。这就给人留下一个疑问：为何他会冷落这两位历史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袁宏动笔写《东征赋》时，压根没提到陶侃。不过，陶范可就不乐意了。陶范是陶侃最出息的儿子，到了孝武帝太元初年已经做到了光禄勋的位置。他把袁宏骗进一个狭窄的房间，用白刃威胁道：“你爷爷陶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你作赋的时候竟然忽略他？” 面对这种生死关头，袁宏可不能就这么被吓倒了。他大声辩解道：“我怎么敢说没有写过陶公呢？”随即他高声背出四句：“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这四句点破了陶侃一生中最耀眼的“长沙之勋”，算是给陶范一个交代。 同样是这桩事，换了一个场景再次发生。这次是在大司马桓温府里。袁宏在桓温府里当记室参军，正在为《东征赋》收尾工作。他公开放话说：“我决比不上桓宣城。”谁知道这个话传进了桓温耳朵里，让他当场翻脸。 回程青山时，桓温硬是拉着袁宏同坐一辆车。突然之间，他冷不防问道：“听说你在赋中提到了很多先贤人物，为什么没提到我家老爷呢？”袁宏吓出一身冷汗，但他却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尊公称呼不是我敢擅自决定的事情。所以我不敢直接写出来。”随后随口吟出十二字：“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这几句诗恰到好处地回应了桓温的问题。 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注中引用《续晋阳秋》，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不道陶公”与“不及桓彝”其实是同一回事的不同说法。 学者余嘉锡在这个问题上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陶侃家族式微的过程。庾亮生前就上奏废黜陶夏、杀害陶称，死后更是把整个陶氏家族彻底赶出了权力中心。 另一条线索是寒门出身的限制。王修龄拒收陶胡奴送米的小事就体现了当时社会上流品之严的观念。所以说袁宏不写陶侃，说到底还是怕因为出身问题得罪清议之士。 至于桓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他是个老兵出身但手握大权。文名再盛也得低头的现实让他必须对桓温保持尊敬态度。 于是我们看到袁宏面对两位权贵时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怕得罪清议之士而不敢写；另一个则必须讨好主子而装作不知如何评价。 最后我想说：六朝文人常常面临着生存困境：写虚构类作品怕被对号入座；写纪实类作品又怕漏掉权贵人物得罪他们；而自己的身后名也因此受到牵连。 这就是为什么袁宏在创作《东征赋》时会刻意回避这两位人物了。他在创作中必须权衡利弊：如何在迎合权贵和维护自己名声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文人只能像走钢丝一样步步算计才能让自己活下去——这或许就是六朝文士最真实的“创作自由”：在刀口与笔尖之间留一条能让自己活下去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