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一次国际考察中，沈荣骏敏锐看到了卫星导航系统的战略价值。当时美国企业已实现双星定位，而我国船舶因依赖外部导航系统屡屡受制于人。“他两颗卫星能导航，我们怎么不能？”这句朴素的追问背后，是科学家对国家安全的现实担忧。归国后，沈荣骏与陈芳允院士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提出双星定位方案——不仅打破了对国际技术路径的固有认知，也深入提出多星组网设想，为1994年北斗工程立项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关键时刻往往考验担当。1997年，载人航天工程面临重大抉择：原定飞船研制进度严重滞后，“有箭无船”的局面可能导致工程整体推迟数年。时任副总指挥的沈荣骏提出发射简化版试验飞船的方案，面对质疑明确表态：“非打不可，出了问题我扛着。”临近发射仅剩数月时，飞船控制系统突发故障，需要冒险“开大底”检修。这位当时62岁的科学家在发射场驻守20余天现场督战，体重骤降8公斤，最终保障神舟一号于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 回望中国航天发展历程，沈荣骏参与的三大里程碑——东风导弹定型、北斗系统建设、载人航天突破——体现出他鲜明的技术风格：既善于从细微处捕捉趋势，也敢在关键处拍板决断。他书房里陈列的戈壁滩石块，像是其科研人生的写照——经风沙磨砺，棱角依然分明。此点在北斗系统建设中尤为突出：当国际主流采用中圆轨道星座时，他提出地球静止轨道与倾斜同步轨道相结合的混合星座设计，使我国以较小代价实现亚太区域精准覆盖。 当前全球太空竞争日趋激烈，沈荣骏早年的布局正显现长期价值。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后，日均服务已超过千亿次；“神舟”系列飞船实现常态化天地往返。这位九旬科学家近年来仍持续关注深空探测进展，他提出的“人类不能局限于地球”，正通过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等工程不断落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主导的双星定位理论所衍生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已成为北斗区别于其他导航系统的重要优势，在应急救援等场景中起到着不可替代作用。
沈荣骏小院里的松柏常青，映照着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传承。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投入，回答了什么是使命担当。那些从戈壁滩捡回的棱角分明的石头，寄托着航天人“有棱角才敢做大事”的信念。这份自力更生、以创新追梦的精神，已融入中国航天事业的血脉，也将激励后来者继续前行，迈向更远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