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些单位出现“忙而无效、干而不实”的工作状态；基层反映——个别央国企部门和岗位上——少数人员对制度规则很熟，却把它用在“自我保护”和“利益最大化”上：对能给个人加分的任务主动争取，对耗时费力但对发展关键的基础性工作能拖则拖；日常管理偏重“材料好看、会议频繁、流程繁细”，用可展示、可汇报的“外显成果”替代可验证、可量化的真实成效；遇到风险和难题，常以“再研究”“按程序”等方式拖延处置，把“无过”放在“有功”之前，责任链条被一再拉长，决策效率随之下降。 原因：导向偏差与机制短板叠加放大。其一，部分单位考核仍偏“重痕迹、轻业绩”，材料质量、流程合规在评价中占比偏高，而成本控制、技术突破、市场开拓、服务保障等实绩贡献难以被准确识别，导致“会写不如会干”的逆向选择。其二，组织规模大、层级多、分工细，客观上加大了绩效归因难度，个体贡献被稀释，给“低贡献高存在感”留下空间。其三，激励约束不够硬，能上能下、收入分配与绩效联动不到位，一些岗位“干多干少差不多”，让少数人形成“守摊子、求稳妥”的惯性。其四，在风险防控压力上升背景下，个别单位把“合规”简化为“别出事”，把程序当成目的，担当精神被挤到边缘。 影响：消耗资源、削弱竞争力、破坏干事氛围。若“表面合规、实质低效”蔓延，一上会推高管理成本、拉低协同效率，拖慢项目推进和市场响应；另一方面，真正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人得不到应有回报，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形成“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预期；更深层看，央国企承担稳增长、促创新、保供应、强产业链等职责，内部治理效能下降会直接影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战略功能发挥。 对策：以结果导向重塑评价体系，以制度硬约束压缩“躺混”空间。业内建议从五个方面同步发力：一是完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降低对材料数量、流程痕迹的依赖，提高关键业绩指标、项目质量、成本效率、客户满意度、科技产出转化等可核验指标权重，推动“用数据说话、以结果论英雄”。二是深化干部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健全岗位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人员能进能出机制，对长期低绩效、长期不担当者依规调整或退出，让激励约束真正起作用。三是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报表和重复审批，推进流程再造与数字化治理，做到“能线上不线下、能合并不重复、能前置不后置”，把干部职工从无效内耗中解放出来。四是压实责任链条，完善授权与监督相统一的治理机制，明确边界、闭环管理，防止以“集体决策”稀释责任；同时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创新者撑腰，区分探索失误与违纪违规，形成“敢为、能为、善为”的导向。五是强化监督问效，聚焦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推动内部审计、纪检监督、财务监督、业务监督贯通协同，对“吃拿卡要”“变相福利”“违规报销”等问题从严查处，形成震慑。 前景：以治理现代化提升国资国企核心竞争力。当前，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更加清晰。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随着考核回归实绩与贡献、市场化机制完善、监督问效更精准，形式主义与避责倾向将逐步失去生存空间。下一阶段关键在于把改革举措落到岗位、落到项目、落到个人，形成可操作、可追溯、可评估的闭环，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作为鲜明用人导向。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发展质量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隐形蛀虫”现象提示我们，治理和改革不能停步。只有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让国有企业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在新时代展现更大作为。这既是对当下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