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9年，广州府番禺县诞生了一位改变了中国绘画史的人物，他叫高剑父。尽管他出身于书香兼医武世家，高瑞彩和高保祥都能行医舞剑还兼通书画，不过14岁那年，高剑父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辍学去药铺当学徒。这个族叔恰好也懂画画，给他开了窍。在别人引荐下，高剑父拜进了居廉门下。居廉还有个哥哥叫居巢，这两人合称“二居”，他们擅长写生和没骨法，给高剑父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等到二十世纪初，高剑父接连两次渡海去了日本。他在那里加入了白马会、太平洋画会还有水彩画会，把日本浮世绘和欧洲水彩、油画都研究了个透。他明白了一件事：“写实”跟“色彩”才是世界语言的关键。于是他决定要让中国画彻底改头换面，开创一种折中的新路子——既保留东方的笔墨精神，又吸收西方的色彩和构图方法，给国画注入新的活力。 回国以后，高剑父把他的艺术教育也带到了中国。他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还有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他把课堂直接搬到了野外写生现场。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这些后来的大师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编的那几本教材，比如《中国现代的绘画》和《国画新路向》，成了当时美术学院的必备书。 今天正好是这位大师逝世68周年的日子。我们不妨看看他留下的花鸟作品来感受一下他笔下的新气象——无论是构图还是设色，不管是笔墨还是光感，高剑父用这些作品证明了一点：传统的笔墨完全可以承载现代的风格。他这条折中的道路不仅让岭南画派成了中国画坛最活跃的流派之一，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古法今用”的好榜样。 高剑父和高奇峰、陈树人这三位合称为“二高一陈”，在当时被尊称为“岭南三杰”。其中高剑父表现得特别有领袖风范，把岭南画派推到了改革的最前线，成了国画现代化的先锋。这在那个京津、海派、岭南三足鼎立的年代是非常难得的。他和他的五弟高奇峰简直就是岭南画派最锋利的一对“双刃”。他们兄弟俩的名气大得很，就像“大风堂”的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一样，成为了近代画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