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伦敦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年仅8岁的科特迪瓦裔女孩维多利亚·克林比在伦敦惨遭虐待并杀害。在调查期间，御用大律师尼尔·加纳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对种族主义指控的恐惧，足以让人在关键时刻停下脚步。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因为过去的教训并没有被吸取。2017年，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爆炸案。一位安保人员透露，他当时确实注意到了嫌疑人萨尔曼·阿贝迪，但由于担心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23年，沃金市10岁女童莎拉·谢里夫遭生父与继母虐待并杀害。邻居们没有向警方举报听到的动静，原因也是一样的，他们害怕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2024年绍斯波特凶杀案中，凶手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的校长察觉到他具有危险性，但精神健康机构工作人员让她闭嘴，并指责她进行种族定性。 最近的一起案件发生在瓦尔多·卡洛卡内走进诺丁汉街头展开杀戮之前。他原本有可能被强制收治于精神病院，但最终没有得到治疗。调查显示，仅仅因为他是一名黑人，专业团队就否决了将他送入精神病医院的提议。蕾切尔·兰代尔律师指出，有医生倾向于收治卡洛卡内，“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专业团队给出的理由是“年轻黑人男性比例过高”，这个决策导致了一场悲剧。 如果精神科的专业人士下次再面对潜在杀手时要维持政治正确的人口结构平衡，他们可能会跑到宾果游戏厅抓走白人老太太来关押起来。 类似的案例还有2017年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案中那位安保人员和2023年沃金市女童莎拉·谢里夫案件中的邻居们。他们都因为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而选择袖手旁观。 2024年绍斯波特凶杀案中凶手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的女校长敏锐察觉到他具有危险性，但精神健康机构工作人员阻止了她的警告。 罗瑟勒姆议员莎拉·钱皮恩在2017年指出，“人们对于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的恐惧超过了对误报虐童事件的恐惧”。 如今路易丝·凯西在报告中写道，“许多机构为了避免显得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而对话题避而不谈”。 尽管这种恐惧看似懦弱至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却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理性选择”。在公共部门，“一项种族主义的指控足以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那些未能采取行动的个体，“是那种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中被不断灌输的所谓‘反种族主义’教条”。这种教条让他们深信不疑地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刻板印象、定性或比例过高更不可饶恕的罪孽。 路易丝·凯西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机构为了避免显得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而对话题避而不谈”。 这种教条的初衷或许是善意的，“但现在早该是时候清醒地认识到它已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那些无辜的普通人尤其是孩童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打击种族主义绝不意味着对更为邪恶致命犯罪视而不见，“偏见固然会造成深刻痛苦”，但与恐怖主义蓄意谋杀相比，“这种痛苦显然不应成为纵容后者的借口”。 外界对此深表怀疑：当权者现在能领悟到这一点吗？ 尽管这些事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其实都不应感到过分讶异”，“我们已经目睹了太多类似报道”。 英国为了平衡医院里黑人比例放走潜在杀手是多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