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正月初一，我在广州西关的老屋里招待客人。天井里的青砖地被扫得发亮，八仙桌上摆放着两碗汤圆，一碗浮着三颗，一碗只有一颗。浮三颗的那碗是给我老伴阿沅准备的。她坐在藤椅上，身着一件墨绿旗袍，左手搭在椅背，右手轻轻按着小腹，那时候她怀胎七个月。汤圆浮起来，她就说：“孩子认得年味。” 但就在那天凌晨，她突然疼得蜷成了一团。我赶紧背起她往永汉路那边的德国诊所跑。那时候诊所先收银元两枚才能看病，可我身上只有七枚铜板。三枚给了汤圆，四枚是压岁钱给孩子裹肚兜的。我蹲在诊所门口数铜板数到第三遍的时候，她在我背上吐了一口血。 那时候我还不懂“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等到正午时分，鞭炮声响起得最响时，阿沅已经断气了。接生婆摇头离开后，我抱着她冰凉的手听窗外孩子们玩耍的声音。 我的孙女端来一碗汤圆时已经是百年后的今天了。她问我：“阿公，您哭啥？”我只是说热气熏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一百年来的种种记忆。 当年正月初一没有下雪，但是我记得处处都是白的颜色：灶灰是白的、汤圆浮沫是白的、她的嘴唇是白的、我磕在祠堂青砖上额头上的血也是白的。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真的没什么两样。你手机屏幕上用的暖光滤镜就是我当年点煤油灯照阿沅脸时的色温；你孩子喝的配方奶里有DHA就是对应着阿沅临终前想喝却没喝上的半碗芝麻糊；你刷到“产后抑郁”的科普视频时也会心疼妈妈，而我坟头的青草每年正月初一都比别处绿三分。 1926年正月初一并没有过去，它住进了我的左手指根的发结里，住进了汤圆浮沉的弧度里。每一代人初一清晨都会下意识多煮一颗糯米团的习惯里都藏着这段记忆。 我孙女端来的这碗汤圆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和思念。我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汤水，浮起来的那颗汤圆晃得我眼晕。 这个碗里装着两代人的生与死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