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历史转折期，新解放区如何巩固政权基础成为重要课题。李新回忆录所记录的永年县反奸清算斗争，正是这个阶段群众运动的一个典型切片。问题背景上，汉奸宋品忍曾任日占时期临洺关宪兵队长，其残害百姓的行为激起强烈民愤。抗战胜利后，清算这类人物既是回应民意与历史责任，也关系到新生政权的权威与公信力。深层动因上，这场斗争反映了中共“放手发动群众”的治理思路。县委班子由农民运动骨干、本地知识分子等组成，通过组织万人公审大会，把政治清算落实为群众参与的行动。档案显示，仅1946年上半年，晋冀鲁豫边区就处理汉奸案件1.2万余起，永年个案具有代表性。社会影响层面，事件表现为较为有序的动员方式。会场分区管理、标语口号引导、诉苦程序设置等细节表明，解放区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斗争组织方式。这种“以点带面”的推进，也为后续土改等运动积累了组织与治理经验。历史启示在于，该事件再次印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回忆录特别提到，群众控诉虽情绪强烈，但仍受到程序约束，说明解放区在鼓励民众表达诉求的同时，也在尝试建立规则与秩序。展望历史研究价值，此类一手资料对理解基层政权如何建构与运转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前学界愈发重视从微观史入手，借由具体个案还原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与创新。
回忆录里，会场的怒吼与现场的秩序同时存在，既是战后民意的集中释放，也是基层治理重建的真实写照；历史反复表明，卖国害民者终会被追责；而持久的安定，离不开对正义的坚持、对程序的尊重，以及对社会共同体的修复与重建。回望那段岁月，最终指向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结论：让是非有据、奖惩有度、秩序可依，人民才能在风雨过后重新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