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紧急权力征税被否定，“对等关税”遭遇法律“刹车” 美国最高法院最新裁决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虽然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限制特定经济活动，但条文并未明确授权总统据此征收关税。因此，以IEEPA为依据推进的所谓“对等关税”被法院叫停。裁决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有助于遏制行政权过度扩张，支持者则担心可用政策工具变少，会削弱对外谈判的筹码。 原因：关税工具化加深，行政部门转向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把关税从传统贸易救济手段，转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杠杆。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关税更被置于对外经贸议程的核心，并于2025年4月2日推动对所有国家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在法院否定IEEPA征税权后，美国政府很快转向条款更清晰的《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该条款允许总统以国际收支失衡等理由，在一定期限内对进口加征最高15%的临时附加关税。美方先宣布征收10%，随后上调至15%，显示其意图在于维持关税力度与谈判压力，并非仅是对裁决的被动调整。 影响：有效关税维持高位，供应链与通胀预期承压 在“对等关税”暂停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明确表示，除这项措施外，其他关税继续执行。目前，美国对钢铝制品征收50%关税、对汽车产品征收25%关税；与主要贸易对象谈判后，多数国家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被压到约15%，但对巴西仍维持40%。多项政策叠加，使美国有效关税（加权平均关税）升至16.9%，被认为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市场普遍担忧，高关税将推高进口成本并向消费端传导，增加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扰动跨境投资和全球供应链布局；同时也可能引发贸易伙伴反制，扩大贸易摩擦的外溢影响。 对策：或通过临时条款“滚动”续期，已征税款退还空间有限 从制度设计看，122条款对单次措施设定150天期限，但并未明确规定总统只能使用一次。鉴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长期存在且阶段性扩大，外界预计美国政府可能多次启用、前后衔接，形成事实上的“滚动式”高关税框架，以延续政策强度并为后续谈判保留筹码。 至于此前依据IEEPA征收的涉及的税款是否退还，裁决未直接回应此敏感问题。考虑到退税涉及财政压力、行政成本，并可能引发大规模追溯诉讼，退还的可能性普遍被认为不高。因此，企业在合同定价、报关合规与成本核算上，仍需应对政策调整与司法进程之间的时间差风险。 前景：法律边界明确但难改政策取向，规则与政治博弈仍将持续 总体而言，最高法院裁决为行政征税权划定了边界，但并未改变美国借助关税塑造对外议程的基本取向。未来一段时期，美国高关税水平可能通过不同法律工具与政策组合继续存在，并在国内政治周期、产业游说和对外谈判需求的牵引下反复调整。，贸易伙伴将更关注美国关税政策的法律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并通过多边与双边渠道寻求应对。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可能从“税率高低”进一步延伸到“规则确定性”和“政策可持续性”。
美国此次关税政策调整，折射出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长期拉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走向将深刻影响产业链重构。长期来看，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能否真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仍有待实践检验与市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