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迎来关键窗口期。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大、植被含水量下降，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可燃物累积，火险等级易阶段性走高。
与此同时，春耕生产、林牧区施工、祭祀用火、踏青露营等活动相对集中，野外用火场景增多、点多面广，稍有疏忽便可能引发火情并迅速蔓延。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风险上行周期前置防线、把隐患化解在萌芽，成为各地当前工作的重点。
问题在于：当前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呈现叠加性与不确定性增强的特征。
一方面，从全国尺度看，火险形势并非局限于个别区域，预计呈“南北并重”，意味着防控资源调度、预警研判和跨区域协同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带来大风、持续高温干燥等不利条件，使火灾发生的随机性上升、扑救难度加大。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指出，虽然2025年全国森林草原火灾起数为历史最低、全年发生火灾226起、受害森林草原面积4971公顷，但必须保持清醒认识，不能因阶段性低位而放松警惕。
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叠加”。
其一，自然条件叠加。
冬春交替之际枯枝落叶、枯草等可燃物富集，遇到大风和低湿，火势扩展速度快，给早期处置留下的时间窗口更短。
其二，人为活动叠加。
春耕烧荒、农事用火、祭祀点烛焚香、林区施工焊割、露营用火等行为一旦缺乏规范管理，极易形成点火源；加之部分地区山高林密、人员分散，监管难度上升。
其三，治理短板叠加。
个别地方仍存在责任链条不够细、前端治理抓得不实、对重点人群与重点时段宣传触达不足等问题，导致“知道有风险但管不住火源”的情况时有发生。
影响方面，森林草原火灾不仅是生态风险，也是公共安全风险。
火灾会造成森林草原资源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影响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态功能；同时，火场烟尘和有害气体会影响周边群众健康，严重时还可能威胁村镇、景区和基础设施安全。
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较大火情，扑救行动面临地形复杂、通信受限、天气突变等挑战，人员安全风险突出，给应急响应与救援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上，发布会释放出更加突出“前端预防、源头治理、依法管控”的信号。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筑牢“防火墙”的关键在于管控、预警、宣教协同发力。
火源管控方面，将实施更精准、更严格的野外用火管理，从严管控祭祀用火、农事用火、林牧区施工用火等，严格落实报备、报审制度；对已报备的用火行为，强化作业前防火教育、作业过程安全监管，推动“用火有审批、现场有看护、责任可追溯”。
在高火险时段，将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禁火令，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并对可能引发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加强管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与行业监管责任。
预警监测方面，强化风险研判和临灾预警，提升火险等级发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推动风险信息直达基层一线，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在重点林区、草原牧区和旅游热点区域，突出对关键时段、关键地段、关键人群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巡护巡查、视频监测、网格化管理等方式提升发现处置效率，力争将火情控制在初起阶段。
宣教方面，突出以案示警与分众传播，围绕春耕、祭祀、旅游等高频场景开展常态化宣传提示，把防火要求转化为群众可理解、可执行的行为规范，引导公众自觉守法用火、文明用火。
同时，针对重点人群加强教育提醒，推动形成“人人知晓风险、人人参与防控”的社会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制度供给正在进一步强化。
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在火灾预防、扑救和灾后处置等方面作出完善，工作方针调整为“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并进一步明晰从国家到地方、从议事协调机构到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着力构建集中统一的火灾扑救指挥体系，把扑救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抓好条例宣贯与执行，推动地方结合实际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细化完善具体要求，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前景判断上，随着法规实施和治理体系完善，森林草原防灭火将更加强调“以防为先、关口前移”，推动从经验型管理向制度化、精细化治理转变。
预计下一阶段，各地将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禁火令执行与责任追究，提升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
同时，面对极端天气增多带来的不确定性，跨区域联动和应急指挥体系的统一高效将成为提升整体防控韧性的关键环节。
森林草原防火事关生态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既要强化制度约束和科技支撑，也要培育全民防火意识。
只有坚持预防为先、标本兼治，才能构筑起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固防线，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