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一役，被视为战略转移中的经典案例；面对国民党当局在赣南布设的防线，红军以不足三百人的伤亡完成突破。表面上的顺利推进背后，实则包含周密的政治与军事考量。战斗从江西信丰百石村的黎明枪声打响。10月21日拂晓，红三军团第四师向粤军前沿阵地发起突袭。师长洪超在攻克“万人祠”堡垒时牺牲，成为长征途中最早牺牲的师级指挥员。随后五天内，红军左、右两翼先后突破新田、古陂等要隘，并于10月25日实现全军渡江。战报显示，参战的8.6万红军仅损失约0.3%的兵力，明显低于此后多次战斗的平均伤亡水平。军事分析认为，这场战役“低烈度”的表象背后有两层原因：其一，从战场态势看，粤军陈济棠部虽有3万余兵力，配备德制山炮并依托永久工事，但其东西两线始终未投入主力与红军硬拼。其二，更关键的因素来自周恩来同志主导的秘密谈判。1934年夏秋之际，红军代表何长工等人与粤方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包括“让出西进通道、避免正面冲突”等内容。解密档案显示，粤系出于保存实力考虑，甚至向红军提供了部分军需物资。这场后来被称为“默契之战”的突围行动意义重大：一是验证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统战思路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二是为随后突破多道封锁线积累了组织与战术经验；三是较为完整地保全了中央红军骨干力量，为抗战时期的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所指出，此役形成的“日行军30公里”机动标准，后来也被用作衡量轻步兵机动能力的参考。
长征首战的胜利带来清晰启示：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政治路线与统战策略往往能改变战局走向。红军通过与粤军达成协议，将一场可能的硬仗转化为相对顺利的突破，在减少损失的同时保存了革命力量，也表明了中共中央在复杂局势中的政治运筹能力。该经验有助于理解长征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对战略思想的持续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