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房无证”困扰多年，安居难以“确权” 3月25日清晨，银川市兴庆区富宁街街道大庙社区南富康小区内，居民丁永礼照常出门散步。与往常不同的是，手中不动产权证书已办妥，他形容“心里踏实了”。这份踏实，16户居民等待了三十余年。早上世纪90年代初，原宁夏华联化工厂部分职工以集资方式购房入住，但由于后续产权登记材料不全，居民长期仅持“住房凭证”和集资票据，交易、继承、抵押等权益实现受限，房屋也难以纳入规范化管理，成为影响群众安居的现实难题。 原因——企业破产与主体消失叠加，关键链条“断档” 当地干部在走访中发现，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补材料”。其复杂性在于多重历史因素叠加：一是原企业破产后，人员分流与资产处置链条不完整，权属移交记录缺失；二是项目涉及的开发主体注销，责任承接主体难以明确；三是年代久远导致档案散落甚至遗失，关键证据难以回溯；四是集资建房在当时具有阶段性政策背景，后续登记所需要件与现行制度要求之间存在衔接难点。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早期多次咨询办证均因“材料缺失”被迫搁置，形成典型的历史遗留登记障碍。 影响——群众权益受限，也考验基层治理与法治化水平 “办证难”直接影响群众对住房资产的稳定预期。对居民而言，产权不明不仅带来心理负担，更可能在家庭财产安排、子女落户入学、房屋维修更新、融资周转各上衍生诸多现实约束。对城市治理而言，长期未确权的存量住房难以实现有效监管，易后期引发纠纷，增加基层调解与行政管理成本。如何在依法依规基础上打通历史堵点，既检验地方治理的耐心与能力，也关系到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与群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直观感受。 对策——街道牵头“补链”，多部门协同“会诊”，证据链条逐步闭合 面对居民集中诉求，富宁街街道将问题纳入重点民生事项办理，由综治力量牵头，联合社区、便民服务等开展摸排，逐户建立台账，梳理每户购房时间、付款凭据、居住事实等基础信息。同时，街道对接住建、司法、税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进行集中会商，围绕“权属来源如何认定、缺失材料如何补正、程序如何衔接”逐项研判。 破解关键在于“寻根溯源”。工作组一上联系原企业相关人员，梳理破产后的资产流向与人员分流轨迹；另一方面多部门档案中反复检索，补齐能够证明权属来源和资产调拨的核心依据。经持续查阅核实，最终在自治区档案馆卷宗中发现1997年企业固定资产调拨等关键文件，并与法院破产案件相关材料、职工分流名单等进行交叉印证。再结合居民长期实际居住事实及其他辅助证明，逐步形成能够支撑登记认定的证据链条，为后续依法办理奠定基础。基层干部表示，材料补齐不是简单“凑齐纸张”，而是要让每一环节都能经得起核查，实现事实、证据与程序的统一。 另外，银川市针对不动产登记“办证难”持续推出政策举措，通过完善工作机制、优化部门协同、探索容缺办理等方式，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化解。政策工具与基层“绣花功夫”叠加，最终打通了办理环节的“最后一公里”，让16户居民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前景——从个案化解走向机制治理，以制度供给巩固民生获得感 业内人士认为，历史遗留产权问题往往牵涉主体多、年代久、证据弱，既需要政策层面的制度供给，也需要基层层面的精细调查与协同联动。下一步，推动此类问题从“个案攻坚”转向“机制治理”，关键在于三上：一是持续开展存量问题摸排和分类处置，建立清单化、节点化推进机制；二是强化部门数据共享和档案管理，提升历史材料调取效率，减少群众反复奔波；三是坚持依法依规底线，完善容缺办理的适用边界与风险防控，确保“能办”与“办稳”并重。随着相关机制健全，更多历史遗留“堵点”有望被系统疏通，推动城市存量资产更好进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一本房产证，承载的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物权确认，更是政府对群众承诺的兑现。从三十年的等待到八个月的攻坚，银川市以制度创新破解历史积弊的实践表明：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复杂的民生难题也能找到破解之道。这既是“放管服”改革向深水区迈进的生动注脚，也为全国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