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高校创新创业实践中，不少普通师生团队虽有技术创意与应用场景，却常被现实门槛“卡在第一步”：缺少可持续的试验和办公空间——启动资金难以到位——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能力与渠道不足。相较之下，由知名专家领衔或资源更充足的项目更容易获得园区场地、政策资金与社会关注，一些处于萌芽期、尚未形成亮眼指标的“草根”团队则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原因—— 李洪强在调研中分析，该现象既与资源配置规则有关，也与高校内部评价导向和社会资本偏好相互叠加有关。一上，部分园区与扶持政策筛选项目时倾向“确定性更强”的团队与项目，学术声望和既有资源被视作降低风险的信号，导致资源更向“明星项目”聚集。另一上，高校长期形成的评价体系更强调论文、课题等指标，成果转化与创办企业职称评定、院系考核中的权重相对有限，教师参与产业化的动力与时间投入不足，团队在商业运营、市场对接上更容易出现短板。再叠加初创阶段普遍存的试错成本高、融资难等因素，普通师生团队便更容易陷入“缺资源—难成长—更难获得资源”的循环。 影响—— 资源过度集中可能带来两上后果：其一，创新供给结构趋于单一，许多面向细分需求、具有应用潜力的项目在萌芽期被迫止步，影响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广度与效率；其二，容易形成“强者恒强”的路径依赖，使创业生态的活力和公平性受损，进而影响青年师生创新信心与长期投入。对地方发展而言，若大量具备市场价值的创意无法顺利孵化，不仅会降低新产业新业态的生成速度，也不利于形成更充沛的就业与产业链协同效应。 对策—— 围绕如何让普通师生更“敢创、能创、创得成”，李洪强提出多项建议，强调以机制优化和资源再平衡为抓手，增强对初创团队的“托底”能力。 一是完善高校评价与激励机制。建议在教师职称评定、院系考核中显著提高成果转化、创办企业等指标权重，使其价值与论文、项目同等对待，甚至在部分应用导向学科中形成更突出导向，以制度激励引导教师更深度参与产业化实践。 二是补齐起步阶段的场地与资金短板。建议高校通过自筹方式设立小额“萌芽种子基金”，以小额度、快决策支持原型验证、样机试制和市场测试等关键环节；同时盘活闲置空间，改造为开放共享的“校园创客空间”，为团队提供低成本、可持续的试验与办公条件。 三是优化园区准入与承载结构。建议省内孵化器及大学科技园预留不少于30%的场地，面向无“帽子”、无公司经历的普通师生初创团队，探索“零门槛”或低门槛准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更多处于早期的项目获得成长土壤。 四是推动政策资源更精准投向“最需要的一公里”。他提出，可对已拥有较多行政、学术资源的团队适度提高产业化承诺指标与考核要求，以强化资源使用效率；并将节约出的部分政策资源，用于设立针对普通师生项目的“陪伴式成长基金”，按照项目里程碑实行分阶段、后补助支持，例如完成原型机、获得首笔订单等关键节点达成后给予补助，以“以结果为导向、以成长为目标”的方式降低试错压力。 五是加强能力建设与专业服务供给。除资金与场地外，普通师生团队更需要系统化的市场、法务、财务与知识产权服务。可通过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引入产业导师与专业机构，为团队提供商业模式打磨、客户对接与合规辅导，提升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的转化效率。 前景—— 随着国家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地方层面构建更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正当其时。业内人士认为，创新并非只依赖“头部”项目的突破，更需要大量面向真实需求的“小而美”创新不断涌现，形成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场景应用。若高校与园区能在制度上实现更公平、可预期的资源供给，并在服务上提高专业化水平，普通师生团队的创造力有望更充分释放，进而带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校园走向产业一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人才与创新支撑。
打破创新创业的资源壁垒，既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更是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举措。当每个创意都能获得成长机会，高校才能真正成为创新策源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这样的变革，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