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严格林波最近访问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获得了一些关键信息。他们发现，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格局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北京、甘肃和浙江是主要的研究中心。尽管甘肃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四大文明交汇之地，但浙江却在这个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什么相距数千里的浙江能够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呢？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写本文献，这些文献跨越了六百年的时间，记录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中国早期的历史。与传统史书不同，这些文献记录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堪称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百科全书。 张涌泉是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在杭州接受了中新网专访。他提到浙江与敦煌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时，浙江学者叶昌炽在他的《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与考订，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开端。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浙江籍学者积极投身于敦煌文献研究，奠定了中国敦煌学的基础。 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和继任者樊锦诗都是杭州人，他们为保护和研究敦煌做出了巨大贡献。姜亮夫则是云南昭通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赴英法留学期间放弃学位，抄录了大量敦煌文献。回国后，他在杭州大学工作四十余年，开创了浙江敦煌学的传统。 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以语言文字研究和文献整理为核心优势。姜亮夫著有《瀛涯敦煌韵辑》，蒋礼鸿著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些著作在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该团队还编纂了《敦煌俗字研究》和《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全部敦煌文献。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共有7万号左右的敦煌文献实现了数字化共享。张涌泉团队展开了大规模缀合实践与理论探索。他统计发现，大多数残卷可以缀合的比例约为25%。例如伯5019号残片、北敦11731号残片和俄敦11018号残片整合后的《孟姜女变文》，展现了团队在这个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这个团队今年4月出版了《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一书，并对藏经洞性质提出了新观点：莫高窟藏经洞其实是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故经处”。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减损千年写本文献的珍贵价值。 如今有关部门正推动各国收藏机构协作，按照统一数字化标准重新拼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碎片。张涌泉表示数字技术革新将进一步提升缀合效率，“我们要努力完成前辈学者缀合全部残卷夙愿”。 北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印度和伊斯兰文明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保存着一些珍贵的俄文版敦煌文献。这次专访由中新网杭州9月6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