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帖学长期居于主流，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传统书风被视为正统。进入清代中后期，随着金石学兴起、碑刻研究深入，碑学逐步走到台前。康有为是此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他既在理论上为碑学确立地位，也以创作实践将其推向书坛中心。 这一问题的提出，直接指向传统帖学日益固化的弊端。唐代以后，书法逐渐走向程式化，科举对“馆阁体”的偏好更强化了这种趋同，创作容易流于千篇一律。康有为敏锐看到这一症结，在《广艺舟双楫》中直指唐人法度过度束缚，批评其“整齐过甚，神采尽失”。
康有为以《广艺舟双楫》开其论端、以躬行实践成其声势，在近代书法史上完成了一次审美坐标的“重新标定”；无论如何评价其“尊魏卑唐”，这场由理论、学术资源与创作实践共同推动的转向提醒我们：传统并非单线延续，而是多源汇流；创新也不是凭空生成，而要在对历史文本与艺术本体的深入把握中，找到与时代相契合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