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南大学，还有中南工业大学、矿冶学院这些地方，跟我是一茬儿一块儿长起来的。箱子是岳麓山的松木做的，1958年退伍回来的时候，我捡了根树枝自己敲出来的。过了59年，我都老得头发白了，这箱子看着还是亮亮的。每次把盖子掀开，那退伍证、勋章、结婚证就先晃悠出来，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这三枚校徽凑一块儿，就像三颗珠子串在一条线上，死死把我和学校拴在一块儿。 刚去后勤那会儿，我天不亮就踩着青石路往食堂跑。那时候计划经济紧巴得很，400多斤油、200多斤米，一袋袋地往身上扛。红案白案啥都干，回来六点多回家了只想躺平睡觉，可三个孩子饿得眼睛直冒绿光，我又得撑着起来做饭。 我老婆也在招待所打两份工。白天扫楼道、晚上绣花，周末还去湘江边挑沙，一担才一分钱。家里的粮票不够吃，黑市的米粮就成了“战略储备”。她挺着大肚子排大队买米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难受得慌。 二女儿还没生下来呢，我就倒下了——肺结核让我咳得整夜睡不着觉。老婆一边守着我一边把饭递进来；她的工也没敢丢。那时候家里缺粮票，她就用旧布袋去黑市换米，回来肩膀肿了贴块膏药就接着干。两个人背着整片天过日子，硬是没一句怨言。 到了改革开放那阵子，学校真跟变了样似的。小树蹿成了林子，桃花林换成了升旗广场。我退休那年学校已经挤进了全国前二十名了。食堂也评上了“湖南省标准化学生食堂”。孙女周末回来总说：“还是咱们学校的饭好吃！”这话说得比金牌都金贵。 退休了我的日子也挺忙活：早上绕着岳麓山散散步看风景；下午去食堂帮厨给年轻人打下手；晚上跟儿孙们一起闹闹哄哄过过节。单位把老同志当自家人照顾得特别周到。我就住在校医院旁边的小楼里推窗就能看见操场上年轻的身影。“家”在中南这个词，不光是指住的地方也是青春的根儿。 老了以后记性是差了点，不过只要一进学校的树荫底下我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战场一样。那个木匣子以后还会一直敞开着——不管是下一枚校徽还是下一份荣誉再或者是孙辈的故事都会慢慢塞进来。 中南的明天肯定会更好我的箱子也会一直留着空位子等着新故事来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