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经营主体的痛点集中在预期不稳与规则不一。
当前，一些企业反映公平竞争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个别地方存在隐性门槛和市场分割，影响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内卷式”竞争在部分行业加剧，低价无序竞争、恶意诋毁等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涉企执法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不当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容易增加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创新型企业在新技术、新业态领域面临规则适配与风险识别的双重挑战，既期待依法规范，也希望得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原因——深层症结在于统一规则供给不足与司法保护需要更精准对接。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纵深推进阶段，跨区域经营、跨平台交易、跨链条协作日益普遍，而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惯性仍未根除，导致准入、监管、执法尺度不一致。
部分领域监管执法边界不清，个别执法行为与依法行政要求存在偏差，易使企业形成“合规成本上升、投资决策趋谨慎”的心理预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广泛，法律适用与治理规则仍在完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司法在规范与发展之间把握尺度，通过案例规则供给、裁判指引和风险提示提高制度可预期性。
影响——法治供给的质量决定市场活力释放的程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预期稳，企业才敢投资、愿创新；规则明，市场才能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
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得不到有效遏制，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与效率红利难以充分释放；若涉企违法犯罪打击不力、涉企执法不规范纠治不到位，将抬升交易成本、削弱企业信心，进而影响就业与产业链稳定；若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就会受阻，影响新质生产力培育。
相反，司法机关以公正司法与能动履职回应关切，就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巩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对策——以更高水平司法服务统一大市场，以更精准举措回应企业关切。
“两高”工作报告提出一系列围绕经营主体所想所需的制度化安排：一是把准入规则落到实处，强调落实“非禁即入”，促推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各类经营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参与竞争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以司法力量整治扰乱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提出严惩涉企敲诈勒索、造谣抹黑等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与正常经营秩序。
三是强化公平竞争司法，聚焦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遏制“内卷式”竞争背后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行业回归以质量、创新和效率为导向的竞争轨道。
四是紧盯涉企执法关键环节，明确坚决纠治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推动执法司法在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框架内运行，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当影响。
五是更好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提出把握科技创新的“容错”空间，引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范发展，同时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调解指引等机制，提升纠纷解决效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前景——以稳定预期汇聚发展动能，以统一规则释放市场潜能。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司法机关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强化靶向监督、完善裁判规则供给，将有助于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行为边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可以预期，围绕公平竞争、产权保护、规范涉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的制度落实，将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在同一规则下获得同等保护、承担同等责任，形成更加透明、可预期、可持续的营商环境。
面向未来，随着新技术新业态加快涌现，司法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平衡能力将更加关键：既要依法治理不当逐利与数据滥用等风险，也要为探索性创新留出合理空间，推动形成以法治方式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随着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主体将获得更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
未来，如何在动态调整中平衡监管与创新，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仍需司法实践持续探索。
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行稳致远，中国市场的活力与韧性必将进一步彰显。